敢将柔翰酬知己 不逐浮情附暖凉

　　谢加因（1912—1992），曾用名谢家因，笔名加因、花西里、丽静之。原籍福建厦门，生于广州，民进会员。1948年起先后担任民进港九分会常务理事、联络组组长，广州军管会文艺处行政组长，华南文联秘书，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委员、宣教工委主任，民进广州市分会（民进广州市委会）常委、宣教工委副主任、文艺支部主任，《广东文艺》执行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

　　除上述民进会内实职外，谢家因还曾任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候补理事，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民进第四、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民进第二届中央参议委员，民进广东省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

　　政治和社会职务方面，谢家因曾任广东省人大第一、二届代表，广州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常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青联四届一次会议代表，广东省新会县第六届人大代表。

成长与进步

　　谢加因8岁起在广州市第二十八小学读书，后随母亲到广西宜山生活，因兵荒马乱失学，曾当小贩、勤务兵维持生计。17岁后才得到父亲朋友帮助，又继续读小学及师范讲习所两年，毕业后曾任教员、小学校长两年。此间，他开始接触近代文学，读过田汉的《南归》、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等进步作品；苏联作家高尔基从一个流浪者成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奋斗史等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合自身的童年经历，高尔基一度成为青年谢加因的偶像。

　　1935年谢加因在兄长的资助下，考取了广州教忠师范学校。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发起“复古运动”，在中小学大力提倡“尊孔读经”，谢加因对此非常反感，鲁迅、茅盾、巴金及苏联文学作品则成为他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读书期间，他带领着一批同学加入进步学生组织“新儿童社”，出版新儿童周刊，办儿童读书会，参加广州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举行的示威游行（游行遭到国民党特务、流氓袭击，死1人，伤100多人，造成“一·一三惨案”），积极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左翼文艺活动。1936年10月，广州文艺工作者协会“艺协”成立，谢加因与其他青年一道，以不可遏抑的激情汇集在“艺协”的旗帜下，活跃在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随着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1937年9月，谢加因得到同学的资助，决心到延安参加中共领导的民族抗战。他辗转到了西安，被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由中共主办的陕西安吴堡战时青年干训班学习，一个多月后，又考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曲沃分校），唱起了“我们是民族革命的战士，我们是民族革命的先锋，担当起民族革命的使命，争取解放，促进民族复兴”的民大校歌。不久，山西沦陷，学校转入山西翼城县乡村，他与10多位同学毅然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并在连队负责宣传工作。在与日寇一次遭遇战中，谢加因所在连指导员壮烈牺牲，在悲愤哀伤之余，激发起谢加因以笔为枪、投身文化救亡运动的高涨热情。期间他在《小战士》发表小说《杨槐》，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三棵杨槐树见证下，12岁的“常姑娘”在回山西曲沃婆婆家的路上被十五个日本兵残害致死的故事，激发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坚定抗战决心。

　　投身抗战文化运动

　　1938年9月，谢家因南下广州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广州分会，参与广东文艺界“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以各种形式组织的战地访问团或慰劳团，深入民众和军队，深入前线与后方，通过文艺鼓舞军民的抗战斗志。广州沦陷后，谢加因所在的工作队撤退到粤北横石水，与国民党军187师汇合并任政工队队长，在广东清远、花县一带做民众宣传工作。1938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不少抗日队伍、抗日团体组织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或杀害。1939年初夏，谢加因来到桂林避难，开始为由广州迁来桂林复刊不久、中共和民主进步人士主办的《救亡日报》写了多篇战地通讯稿。有了这段文字因缘，经时任该报记者、共产党员周钢鸣介绍，谢加因认识了久慕的大作家、时任该报总编辑的夏衍同志。于是，他来到报社做了一名外勤记者并负责第四版《文化岗位》。

　　《救亡日报》和谢加因在“文化岗位”专栏写的“岗语”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桂林，聚集了大批进步文化人，有艾青主编的《漓水》、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以及进步刊物《野草》《中国诗坛》等进步文化阵地，还有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等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进步书刊、外国文学作品。对此，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以新闻检查之名，破坏阻挠新闻媒体发出正义之声。《救亡日报》的对面就有国民党特务机构开设的一家“通讯社”，时刻在窗口盯着《救亡日报》社的一举一动，有时还以“同行”之名来到报社打探。为规避新闻检查，谢加因和同事们采用“疲劳战术”以应对：一是月初将大量拟发重要稿件送去检查，因数量多，使检查的人眼花缭乱，容易通过，通过后的稿件留待当月分期刊发；二是下午或傍晚送去大量无关紧要的稿件，待到深夜趁他们疲劳时送去重要稿件；三是月底送去一些言辞激烈的稿件有意让他们扣押、交差。

　　“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不发国民党中央社污蔑新四军为“叛军”的通稿，但面对重重检查，怎样才能发出中共的正义声音呢？谢加因利用不显眼的第四版，在“文化岗位”专栏写了“补白”，巧妙骗过新闻检查，发表了题为“钱不能浪费血不能白流”的杂文，影射、针砭国民党当局借抗战之名同室操戈清除异己的法西斯暴行。第二天见报，整个桂林为之轰动，当局新闻检查处来询问，谢加因把盖着“验讫”的稿件拿给他们看，他们发呆了，只好问：“这篇文章是谁写的？”谢加因机智地回应，是“乡下编辑部送来的，不知作者是谁”。

　　1940年他还在桂林出版的《野草》发表文章《关于国力》 ，指出抗战胜利的关键并不在于物资、武器装备，全民族充分发挥力量才能展示出强大的国力。

　　辗转海内外出版和创作进步作品

　　1941年初谢加因随茅盾等大批文化人来到香港，先后在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主办的《文艺通讯》周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办的《光明报》等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团结教育广大文艺青年，开展进步文艺创作活动，由此也接触到许多文化界先驱，吸收了新知识，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期间，他在《野草》先后发表《香港陷落前后》《香港在呻吟：陷落后半年的见闻记》，将日军在香港的暴行揭露给内地群众；在《广东儿童》发表童话《土拨鼠》，还在《少年战线》发表童话《蟋蟀》；出版小说《偷火者的故事》，将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世人的故事介绍给小读者，以宣扬善良、勇敢和坚韧不屈的英雄主义品格；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组织”）会刊《工业合作》发表《轰动一时的香港一碗饭运动》，适时全面地报道了宋庆龄先生等在香港发起的为抗战募捐的义举。

　　香港沦陷后，谢加因撤退到云南昆明。经罗隆基、周新民介绍加入民盟。1943年起在云南求实中学、云大附中任教。此间，他曾以花西里的笔名写了不少杂文，并担任校内刊物《人民周刊》编委。此间，谢加因深感国民党当局不择手段对进步人士、有志青年进行压迫，对新闻所谓的“检查”频繁，对贪官污吏“愈打愈肥”等现象，发表题为《胜利追人来》的文章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恨。

　　抗战胜利后，经民盟组织安排，谢加因与麦浪、高旭明等随国民党朱嘉锡的昆明行营龙潞游击支队，由云南到越南办报。不久被越法当局逮捕，由海防押解到河内囚禁长达104天，经营救后出狱。事后三年，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时，谢加因收到了来自民盟中央为此发来的慰问信。

　　1947年秋至1949年间，谢加因在香港主编《儿童文学连丛》，与民进港九分会会员陈芦荻、胡明树、范兴登等共同创办学生文丛社，创作、出版进步儿童作品。期间，著有童话《阿丽丝漫游童话国》《小米鼠》《阿丽的日记》《圣诞老人的礼物》《金鸭王子》《阿毛进学堂》《洋囡囡奇遇记》等专著；在香港出版的《新儿童》《广东儿童》等刊物发表寓言、童话剧20多篇，其中包括《诡计的狐狸》、《猫和鼠》《蠢狼》《牺羊》《土拨鼠》《蟋蟀》《三个女儿》《生命的锁匙》《跛脚驴和野马》等等。

　　1947—1949年间谢加因在香港出版的部分专著

参加民进在港爱国民主运动

　　在港期间，谢加因还在中共“港版党校”之称的香港达德学院任教员，讲授新闻学。1948年经孟秋江、梁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同年8月15日，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正式成立，谢加因与陈秋安、梁园一道为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凭借懂粤语、熟悉香港情况的优势，谢加因担任港九分会联络组组长，负责与会内外的联络沟通和组织发展工作。他与港九分会其它成员一道，商谈研读国内外形势，积极开展民主斗争，迎接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在1948年4月期的《先生与学生》，以茅盾题为“回忆是心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斗之心”的文章开头，陈芦荻、胡明树、范兴登、梁园、谢加因等民进会员同期发表爱国、民主色彩浓厚的作品。谢加因以回答读者来信的形式，针对旧的婚姻制度给穷苦家庭女性带来的痛苦，指出“痛苦是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男女青年要想获得真正的婚姻自由，只有把这个社会根本改革并创造合理的新社会之后才有可能”“悲哀是没有用的，化悲痛为力量吧，拿出勇气和决心来！”

　　谢加因以“花西里”的笔名，在香港出版的《评论报》《文萃》《民主周刊》等发表“农村不断崩溃，难民麕集广州”“官员拼命接收，工厂无法开工”“救济物资霉烂了，罐头里面装砖头”“指责实业公司，参议员受恐吓”“广州三千人之狱”“糊里糊涂又一天，为民叫苦苦依然；报告一幕无聊甚，袞袞诸公未尽言”等文，揭露国民党统治下“广东的内幕”。

热情歌颂新中国

　　1949年8月，谢加因在中共党组织安排下到广东大鹏湾代号“昆仑山”的东江纵队教导营受训并担任排长。广州解放后的第六天即10月21日，他在惠州乘船随军进入广州，随后到广州军管会文艺处任行政组长，稍后调到华南文联、省文协任秘书、行政组长。不久，谢加因主编的《小先生》于12月1日创刊，徐坚白、秦牧、胡明树等纷纷为该刊撰文，歌颂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谢加因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于第二期亲自创作了童话《毛泽东和龙》，通过人民领袖“毛泽东”“孽龙”（喻蒋介石）、“历史老人”三个人物，贯穿“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农人和工人”“火烧宫殿和孽龙”等素材，把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依靠广大工农夺取政权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过程，形象、通俗地表述给广大少年儿童。接着，在《小先生》第三期，谢加因以“相亲相爱”为题，创作了儿童独幕剧，把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场景，通过人民群众踊跃购买“公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等素材巧妙、生动地展现给读者。

　　1950年4月民进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谢加因是民进华南分会的五位正式代表之一（因故未到会）。1950年10月，他在民进中央理事会马叙伦主席的来信建议下到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工作，担任筹委会委员兼宣教工委主任。次年6月，他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参加各民主党派土改工作队赴广东新会县指导土地改革工作。由于谢加因办事认真，政策掌握准确，充分发动农民的土改积极性，受到立功表扬，为此，直到1981年新会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时仍被推选为人大代表。

历经磨难无怨无悔

　　1953年起他担任《广东文艺》执行编辑，后为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至1972年离休。50年代后期，谢加因在主编《广东文艺》期间，因在1957年第六期发表《放够了吗？鸣够了吗？》一文和在6月5日《南方日报》公开批评广东作协而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到白云山农场参加体力劳动。此间，他独自承受了许多不该自己单独承受的不实之词，使一些身边的同志免受被划右派之灾。而他自己并没有因此萎靡不振，反而愉快接受并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直到1962年2月被“摘帽”。

　　上世纪80年代初，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谢加因担任广州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常委，并任民进广州市委常委、文艺支部主任。他积极发展新成员，开展组织活动，为民进文艺支部发展壮大奉献了大量精力。1981年6月民进广东省筹委会成立，谢加因是筹委会成员之一；1982年12月省委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省委会委员。民进成立45周年期间，他指导民进广东省委会宣教处撰写的《抗独裁，争民主——民进港九时期工作概述》一文在《广东民进》专刊和民进中央《民主》发表，补充了民进会史的空白。

　　谢加因为人正直，怜弱济贫。自己收入不高却常常接济贫困的街坊和流浪手艺人。他生活简朴，长期居住在狭小住房，但始终随遇而安并告诫儿子儿媳要知足常乐，不要麻烦组织。谢加因幼得家传，酷爱书法。黄河碑林、广州白云山、肇庆七星岩、清远飞来峡、番禺余荫山房等名胜古迹均有其作品制成的石刻、木刻。曾在广东省书协主办的教学班传授书法，自编《书法夜谈》讲义一套，诲人不倦，义务辅导，分文不取，深得大家爱戴。

　　1979年谢加因在其《回忆桂林<救亡日报>片段》一文结尾曾赋诗一首，姑且可以作为其一生经历的概括性总结：

　　笔战南州未易忘，

　　风流云散换沧桑。

　　敢将柔翰酬知己，

　　不逐浮情附暖凉。

　　岁月催人心不老，

　　葵花向晓日方长。

　　低徊三十八年事，

　　有梦今宵到桂江。

　　 （文/民进广州市委会周济光根据史料查证并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