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作家吕志澄

　　吕志澄（1915—1991）又名吕泽权，曾用的笔名一青、士登、古濂浦、雷向明、方里、黎勃特、梅君、何思敏等。广东高要附城人。中共党员，民进港九分会时期会员。祖籍广东鹤山县双桥镇。父亲吕藻芬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民国时期曾任肇庆市政局局长、曲江县县长，因私放共产党和不按时供应军需的罪名被省府革职，后辗转到了香港，以教书为生。吕志澄自小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养成了勤奋好学、正直勇敢的性格。

深入乡村   

　　吕志澄小学毕业后考进了高要县立中学、省立肇庆中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组织，上街头、下农村宣传抗日救亡，激发群众的爱国之情。1936年秋，吕志澄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进步老师、同学的影响下，他在中大参加了“中大乡村实验区”“乡村服务社”的活动，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到学校附近的农村下元岗搞社会调查，接触贫苦农民、了解人民大众的疾苦，受到了深刻的社会教育。同时，“乡村服务社”还开办农村夜校，教农民学习文化，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吕志澄把访贫问苦的调查材料和自己的深切体会用报告文学、通讯、散文等体裁在中山大学校刊的“文学生活”“石牌生活”等专栏发表（主要有《一夕心痕》《黄婆洞访后记》等），如实报道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大胆抒发了自己的深刻感受。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和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社会状况，充满爱国之心的吕志澄感到气愤，心情无法平静。

奔赴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机疯狂轰炸广州。位于石牌的中山大学不少校舍被炸毁，只好迁回市内文明路中大旧址继续上课。由于宿舍不够用，不少学生借住东皋大道小学。但是迁校后仍避不了日机的狂轰滥炸。为学生的安全和能正常教学起见，中大奉命迁去云南省澄江。在动荡的时局下，中山大学的爱国学生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谈论抗日救国和个人的前途出路问题。吕志澄等不少学生都认为：面临国破家亡，最好就是放弃读书，参加救亡活动。进步同学还建议奔赴抗日根据地——延安。这年冬天，吕志澄返肇庆将欲去延安之事告知父亲。其父语重心长地说：“观今之能为国为民的，唯有中国共产党啊，我儿可前往投奔。”

　　吕志澄得到父亲的赞同后，即与邱里虹、张颖、史烈等同学一起，带着中大一位教授写给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洛甫）的介绍信，在日寇狂轰滥炸之下离开了广州、奔赴延安。吕志澄等四人到达汉口后，找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办事处同志要他们每人写了一篇对时局认识的文章，随后由叶剑英亲自和他们谈话，便发了介绍信，嘱他们移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西安之后又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他们由广州出发，在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38年元旦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张闻天看过介绍信后，找有关部门安排他们住在陕北公学招待所，并让他们填写了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的申请书。随后，经过考核，吕志澄、史烈、邱里虹三人被编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张颖入鲁迅艺术文学院。

　　吕志澄在抗大学习期间，接受系统的马列主义和形势教育，常常撰写文章报道延安人民的抗日活动和抗大的革命生活，分别在延安、广州的报纸上发表。先后发表的有《踏上我们的征途》《畸岖的旅途》《进了抗日大学》《抗大生活剪影》《来吧，南国的青年》《“五一”在延安》和《抗大第四期的开学典礼》等。因在抗大表现很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史烈在忆述吕志澄的资料中曾写道：“我与吕志澄从中山大学到延安抗大的两年多接触中，感到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特别是能吃苦，不怕牺牲，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革命大洪流中经受锻炼。”

北渡南归

　　1938年8月吕志澄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即被派往重庆的“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任秘书，在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王炳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此间，吕志澄十分关心周围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一有机会便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和马列主义思想，介绍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形势和根据地建设情况，鼓舞重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斗志。李秀娴、温坚、黎扬等三位来自广州中山大学的女学生在他的协助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时，他还与各蒋管区的当年中大的同学取得联系，并给他们寄去一些刊载有毛泽东文章的进步刊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吕志澄积极参加各项抗议行动，利用各种场合、方式把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释放叶挺将军的严正要求，并向海外发函报道“皖南事变”真相。为此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受到特务监视和密查。为了吕志澄的安全，党组织安排他离开重庆再度去延安。

　　1941年5月初，吕志澄化名古濂浦，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悄悄地离开了重庆。他原拟渡过黄河再绕道华北赴延安，可是，当时日寇正加紧向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他被滞留在黄河以北的中条山地区。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暂时被安排到《晋豫日报》负责通讯工作（期间撰写并发表了《如何写通讯报道》一文，同时油印给部队通讯员学习），同时还参加了工合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后来，这支游击队转战太岳区根据地，在沁源与八路军129师会合，吕志澄遂在129师政治部工作。

　　1942年秋天，吕志澄离开129师到河南洛阳，由工合总会顾问、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先后安排在工合巩县事务所、四川乐山事务所工作。1943年夏，他随工合总会顾问孟用潜回到了重庆，向王炳南作了详细的汇报。王炳南根据当前形势，建议他速离重庆返广东。1943年秋，吕志澄回到阔别多年的肇庆，在高要县立中学任教。

刀笔人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而在国统区，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下，特务横行，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吕志澄目睹社会惨象，义愤填膺，于是写了“引蛇出洞”“南方的蚊”等讽刺诗篇在《肇庆日报》《民族日报》等发表；同时，在高要县立中学公开发表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学校的师生很钦佩他敢说敢干的精神，但也为他捏一把冷汗，担心国民党对他下毒手。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要逮捕他，幸得在县党部工作的亲戚和同事及时通风报信，才安全离开肇庆赴广州。

　　1945年9月中共领导的《新儿童》杂志在广州复刊，主编是吕志澄当年中大的同学黄庆云，她邀请吕志澄担任副主编。这期间，他发挥所长，努力搞好编辑工作，并撰写了许多适合儿童口味、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寓言、诗歌、文章在《新儿童》刊载，其中包括署名“黎勃特”发表的《民主政治和我国的政党》和介绍解放区情况的儿童小说《北极星》等宣传人民民主革命的作品，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同年12月，复刊仅两个月的《新儿童》便遭到勒令停刊，后来，只好转移到香港继续出版。吕志澄在香港期间除继续主编《新儿童》外，还参加中共华南分局文委领导的影评写作组，撰写有关“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影评稿件在《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刊登。1947年2月，他以“士登”的笔名在叶圣陶主编的《开明少年》第20期发表揭露国统区被买卖儿童悲惨境地的故事“沙坪仔”；1948年在胡明树（民进港九分会成员）主编的“学生文丛”出版儿童小说《施万万的奇遇》。

　　吕志澄在《开明少年》发表小说“沙坪仔”

　　1949年，在中共华南分局谭天度、罗理实领导下，吕志澄与黄若天、周作煦等高要籍的旅港同胞组织“高要新青年协会”，出版《新高要》（后来协会改称“西江新青年协会”，刊物也相应改名为《新西江》）。协会理事会每月召开两次，大都在香港坚尼地道120号后座吕志澄家召开。协会团结了香港、广州、佛山、肇庆、罗定等地的大批进步青年，为推动肇庆地区的解放和城市接管工作贡献了力量。吕志澄曾亲自策动佛山警察长陈观带、广东省保安团副团长陈永裕起义。他还秘密将五星红旗的制作图案托人带回肇庆，在高要县立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新中国成立前后吕志澄部分作品

　　1950年8月，吕志澄从香港回到广州，先后在广州新闻出版处、市文化局出版处、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部门任编辑、编委、编审、副主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发表的报告文学、小说有《木船打败敌舰解放海南岛》《龙潭贫农斗霸记》《走向进步的孩子》《爱国少年复仇记》《神秘的大力士和魔术师》《民主改革之歌》《三元里抗英团》等。

笑看风云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吕志澄难逃厄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干校劳动。在这期间，他没有气馁，除了积极参加劳动外，利用余闲时间读书、写诗词、撰文章。在下放干校三周年时，写了一首《沁园春》词：“带笔从农，重新学习，转眼三冬。有辛勤战士，怀书放牧，顶风冒雨，志定心红；身在牛房，胸怀世界，斗私批修立大公。牛群壮，笑区区‘艰苦’，计拙智穷。”

　　1972年吕志澄回到广东省人民出版社负责图书资料工作，即赋七律《调穗》：“病中忽接调穗令，泪眼相看别牛朋；谷树山花频招手，峰峦溪润恣欢腾；荆妻忙将白发染，稚女急整艳装迎；餐罢浴余相夜话，高歌主席果英明。”直到1979年他的错划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1981年调到花城出版社任儿童文艺编辑。

　　他从事文学创作50余年，离休后仍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他把毕生精力、才智奉献给人民。1986年吕志澄的履历终于被公正认定，获得“离休”待遇。他仍然笔耕不辍、担任广东省作协少年文艺报社编委，为肇庆市撰写文史稿件，为北京出版社《延安文艺丛书》撰写有关延安战斗和生活的回忆文章，多次出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198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给他颁发了“人民作家”的荣誉证书。

　　1991年8月9日，吕志澄在广州去世，终年76岁。他一生为人刚直，光明磊落，待人宽恕为怀，对己严而勤奋。其生前友好、作家黄庆云送的挽联对他一生作了高度概括：

　　五十年刎颈相交敬君才感君谊怜君多难；

　　一辈子光明磊落待人恕诲人勤使人不忘。

（文/周济光根据《高要文史》（第九辑）《广东当代作家传略》等资料整理改写，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 孔夫子旧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