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兴登在香港

　　范兴登（1922—2002），曾用名范有桢、范友桢、友真，广西桂平人，1938年在广西桂平洵洲中学读初中时加入学生军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工作，1942年就读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48年夏任香港南国书店经理，民进港九分会联络组成员。1950年后，先后担任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委员、秘书处主任，此后一直在民进广州市委会机关负责会务工作；民进广州市第八、九、十届委员会主委。曾任民进中央委员、常委，民进广东省筹委会副主委，民进广东省委会副主委。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广州市人大委会副主任，第八届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范兴登与香港南国书店

　　南国书店是中共1946年5月在香港创办的香港九龙第一家出售爱国、进步书籍的书店。司徒坚、王蔚然、卢苇、范兴登先后担任该店经理。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直接领导下，书店通过出版发行进步书刊，附设“进修图书馆”“生活油印社”等活动，广泛接触港九爱国青年，在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青年、发展进步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南国书店个性鲜明，以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积极发行有关青年思想修养、革命理论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如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青年学习丛书”，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等。而出售的有关期刊，则主要是《群众》《光明报》《周末报》《经济导报》等中共领导或主办的进步期刊。其中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由香港南国书店独立负责发行。此外，书店还不定期编印书目、图书简介广为宣传，不但有很多港九青年知道九龙弥敦道579B号有一间专为青年服务的进步书店，甚至广州、澳门、新加坡、印尼等地的青年读者也常写信来索取书目和委托代购爱国进步书刊。

　　范兴登于1948年夏天接任卢苇任南国书店经理，此时正当书店资金缺乏、工作人员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期，范兴登多方奔波筹集资金，出版发行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书刊。如：《南国文艺小丛书》（这套儿童文学丛书包括黄谷柳的《墙》、紫风的《学士帽子》、许稚人的《奔流》、周为的《泪是这样流的》、胡明树的《江文清的口袋》等六本单行本）。这些书大多通过描写国民党统治下的儿童、青少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揭露反动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对生活在香港社会的青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1949年全国劳动协会第六次大会召开后，根据中共香港分局港工委的指示，香港南国书店立即以《工人大团结》为书名，用丛书的形式出版大会的决议、报告等文献，以配合宣传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书店及时出版了黄雨的《进入新社会之前》、杨奎章的《青年与劳动》两书，教育青年在全国解放后新的革命形势下如何生活与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泪是这样流的》《进入新社会之前》封面及封底版权页

　　范兴登领导的香港南国书店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店内附设“进修图书馆”，让青年免费借阅图书。“进修图书馆”藏书约有3000余册，作为争取青年、教育青年的重要手段，书店把它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动员全店工作人员共同发展读者，领发借书证的人数经常保持在300人左右。通过借阅爱国、进步书刊，提高了政治觉悟，不少香港青年成为了进步民主力量的中坚分子。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节节败退，香港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港澳总支部”及其豢养的大批特务还公开猖獗活动。《文汇报》等中共宣传机构屡屡遭受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以至于不得不在门窗加建防护网以防止特务投掷手榴弹。南国书店的门口经常有特务监视，范兴登及书店工作人员、“进修图书馆”的读者也是屡遭国民党特务尾随、跟踪甚至恐吓。

　　为方便进步社团、学校刻写油印刊物、教材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以刻写油印的收入来维持书店人员的必要生活开支，南国书店还成立了“生活油印社”。当时在港岛有很大影响的电影剧本《珠江泪》（陈残云著）以及香港地下学联一批批中英文宣传品就是“生活油印社”刻写的。为规避香港反动当局的出版封锁和检查刁难，“生活油印社”的工作大都是在九龙荔枝角道的一间地下室秘密进行，尽管如此还是曾受到九龙裁判署处以的300港元“罚金”。

《战斗中的新越南》和《论越南八月革命》封面

　　根据中共关于加强宣传东南亚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指示精神，署名“麦浪”“长征”分别编著了《战斗中的新越南》和《论越南八月革命》两本书。南国书店奉命在香港出售。1949年6月的一天，香港警察总署政治部突然传讯范兴登，扬言要追究出版的“法律责任”。香港警司认为：“出版该书的黎明出版社未向香港政府登记注册，两书中的文字提到‘法帝国主义’和描述其暴行惨状时，过分夸大其词，触犯了香港政府出版法。为此，必须追究出版、发行人的法律责任。”当时，范兴登据理反驳：“南国书店既不是出版者也不是发行人，只是代售该书，黎明出版社是否登记注册书店概不知情。”警司追问了老半天，问不出他所需要的结果。只好悻悻然又带恐吓地对范兴登说：“你这人真狡猾。请注意，利源印刷厂那么大的机构我们都能把它封掉，你们那个小小的南国书店算得了什么！”他们达不到预期目的，就被迫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勒令南国书店限期停售《战斗中的新越南》和《论越南八月革命》两本书。其实范兴登等人早有准备，之前已将两书大量发行到越南、马来西亚去了。

　　发表作品抨击时弊、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早在1946年，范兴登就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闲话绥靖区》，揭露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大员们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和广大民众食不果腹的现状，指出“国军只接收了土地但却失去了民心”，提出“整饬军纪”“改良政风”“军政分治”的主张；他在《每周评论》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停用“伪员”》中指出，应区别对待原汪伪政府的“伪员”，罪大恶极者镇压，能够改造者经历甄别和考察可以限制使用，对绝大多数所谓“伪员”应尽量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经验为新政府使用。可以看出，此时的范兴登对现实不满的同时，寄希望通过改良政治实现自己的报国情怀。

　　到港后尤其是与共产党人司马文森等相识、加入香港南国书店、参加民进港九分会后，使范兴登的思想认识逐步得到提高。他除了积极参与民进港九分会的会务活动外，还发表文章和文学作品，抨击时弊、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在胡明树（原民进港九分会成员）主编的《先生与学生》、《读书的季节》（“学生文丛”）范兴登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其中在《谈文凭》中，他对国民党政府中凭“靠山、后台”“同乡、同学、世交”就可以“在升官之路一帆风顺”的现象进行了有力嘲讽，进而他以苏联文豪高尔基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例，大声呼吁学士、硕士、博士的文凭“极其量是记载着个人受教育的身份，但向人民立功，造福人群，才是真正不朽的伟大文凭”。

　　在谢加因（原民进港九分会成员）主编的《小先生》月刊范兴登发表杂文《牛与农民》，写道：“叶圣陶先生把牛喻作中国的老百姓，牛辛苦一生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到头来反被送到屠宰场。今日中国的人民也正过着牛一样的生活，在漫长的黑暗岁月中受了多少欺凌与压迫。”他大声疾呼“历史到了转捩点，牛呀！你再也不能那么驯服受人宰割，该是你发挥‘牛力’的时候了！”可见，此时26岁的范兴登经过淬炼已经由社会改良主义者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

1986年范兴登（左）与原民进港九分会成员温崇实在广州

　　在中共即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港民主人士纷纷乘船北上之际，国民党特务和香港反动当局大肆迫害民主人士。为防不测，民进港九分会负责人陈秋安责成范兴登将港九分会的重要资料转移到相对偏远、位于香港九龙荃湾的其安化工厂秘密存放。

　　1950年初范兴登回到广州，不久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曾一度由许广平（时任民进中央秘书长）提名到民进中央机关短暂工作，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成立期间调回广州任分会筹委会委员、秘书处主任。

　　（文/周济光，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民进广州市委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