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关老爷”的粤语情结
我的祖籍是广东南海，阿爷阿嫲原都是农民，抗战前阿爷出广州打工十年，赚下了一份产业定居下来。阿爷阿嫲原来说的粤语带点南海口音，后来逐渐淡化。到了我爸爸和我二叔那一代，说的已经是纯正的“西关粤语”。西关出生的我，老了老了，被人戏称为“西关老爷”。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嘢，说一口地地道道的粤语，西关人讲的粤语，往往被认为是标准粤语，我也不知道学术上是如何判定，只是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说话的。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爸爸妈妈和教我的老师讲的都是粤语。老师讲课和课间课后与学生交流都是用粤语。其间，几十年点点滴滴的文化积淀，融汇成我一个“西关老爷”浓郁的粤语情结。
妈妈是我第一个讲粤语的语文老师
我妈妈祖籍顺德，世居广州，她是我的第一个讲粤语的语文老师，而她也确实是第十三中学资深的语文老师。她的普通话说得不怎么样，却讲得一口纯正的粤语，我的母语就是纯正的粤语。
在我牙牙学语之时，妈妈就在我的耳边哼起了美妙动听的粤语童谣《落雨大》：“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多少个夜晚，在妈妈的粤语摇篮曲中，我静静地、甜甜地进入梦乡：“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睏落床……”。童年的日子里，我是听着妈妈的粤语童谣长大的：“年卅晚，摘槟榔；槟榔香，摘子姜；子姜辣，买菩达；菩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起屋梁……” “凼凼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去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捉去卖……”
依稀记得，故居西关大屋凉风阵阵的青云巷，在我乘凉的竹床旁边，妈妈缓缓地摇着大葵扇，轻声地用粤语教我吟诵《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风雨交加之夜，在故居二楼面对着宽阔的风雨窗，妈妈触景生情，又带我吟诵起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那时候还未推普，生活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说粤语，但并未感到粤语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感觉到妈妈哼诵的童谣和教我吟诵的古诗文，都是朗朗上口，像唱歌那样。
许多年之后，我研读一些粤语研究专著，才认识到粤语具有很强的旋律性，是一种像音乐一样的语言。这是因为它与普通话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不同，粤语有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中入、阳入等六调九声，它与7个自然音阶很容易匹配，具有“诵唱同一”的特点，只要随便说出一句粤语，都可以有相应的音阶匹配，而形成自然的可诵可唱的旋律。
龙年春晚，当我看到一群广东的细纹仔女奶声奶气地用粤语唱着稍加改编的童谣《落雨大》载歌载舞时，感到很亲切。然而，当我听到“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这两句粤语歌词时，顿时觉得不对路，听起来像讲粗口那样：“花鞋”（阴平-阳平）变成了“化閪”（阴去-阴平），令粤人感到很尴尬。那是因为改编者完全不懂得粤语“诵唱同一”的特点，不知道以“协音”的方法，来与“九声六调”相协调，以致这两句歌词非常拗口，出了个大笑话。此时，妈妈哼诵《落雨大》的情景又浮现在我心头，她虽然只是哼诵，但《落雨大》经由妈妈慢悠悠、充满情感地哼出，竟没有一个音节是拗口的，它就像动听的广东小曲那样渗入了我的心胸。
王瑞兰老师的广东状元故事与粤语吟诵
读到小学二年级，我的语文启蒙老师是圆脸微胖像妈妈那样和蔼可亲的王瑞兰老师，她除了毫无例外地用我们的母语粤语讲课，还给我们讲了一些有趣的粤语文化故事，例如广东状元伦文叙的故事。那时“伦文叙”的名字和故事的幽默谐趣，已植入了我的小脑袋。之后大人们闲聊，还不时讲起，所以至今我还能说出点滴，比如，伦文叙与状元及第粥的故事；伦文叙戏弄三个轻狂无聊文人的谐趣诗：“山下一群鹅，殊声赶落河。三人放狗屁，一个未曾屙”；伦文叙摆脱七个泼妇追打的谐趣诗：“先生放学我回家，姑娘要我把诗题。三个姑娘奶奶相，四个姑娘状元妻”……等等。
王老师小时候读过“卜卜斋”，她教我们读古诗，用的是粤语“吟诵”的方法，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她吟诵时摇头晃脑的表情和很独特的腔调。多年后，在汉语言文学中浸淫已久的我，知道了粤语吟诵古而有之，清末废私塾兴西学之后，粤语吟诵逐渐消亡。改革开放后各地又重新兴起方言吟诵，粤语吟诵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以清末文人朱庸斋（分春馆）为主流。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从朱庸斋先生的第四代弟子、我的朋友那里得到了她的吟诵音频。其优雅的、有粤乐风、古典味十足的吟诵作品，勾起了我对王瑞兰老师吟诵古诗时独特腔调的朦朦胧胧的记忆。凭着朦胧的记忆和懂点粤乐之优，我模仿偷师，把握住“见字定音”“平长仄短”“融入粤乐”“悲低喜高”等4个要领，竟然也吟诵得似模似样。
梁艳冰老师讲粤语九声
读到初中一，我又遇到了通晓粤语声韵的语文老师梁艳冰。个子小小的梁老师被调皮的同学仔以她刚刚教过我们的文言文《核舟记》中的一句话，戏说为“高可二黍许”。而在我心中，身材矮小的梁老师头脑中却蕴藏着丰富的学识。她对我们的母语粤语声韵的理解和研究，在当时我所接触到的语文老师中，当属佼佼者。
那时的语文教学比较宽松，梁老师有时会讲一些课外的知识。在一节语文课中，她向我们讲起了粤语六调九声。为了让我们容易接受，她从一个粤语故事讲起，说广州有个理发店名为“冬春轩”，却被人恶搞念成“笃出血”，梁老师解释说，这是把平声念成了入声。同学仔一笑之后，对此似乎有了一点感觉。接着梁老师以“江”和“东”两个例字演示了粤语的九声。把语文看作自己第一喜好课程的我，立刻心领神会默记于心。
从梁老师这一段有趣的讲课中，我把握住了如何判定粤语九声的方法。后来我考上了广师中文系，与众多讲粤语的同学玩起了粤语九声，他们随意讲出一个字，要我马上辩出粤语九声，我竟然可以不假思索地辩出，而且从未出过错。在不无得意的炫耀之中，我记起了我的梁老师。退休之后我学写格律诗词，就是以粤语押韵和判定平仄的，已形成习惯。粤语的声韵、平仄与《平水韵》《词林正韵》等古韵书大致相符，这是由于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水平比我高的诗友们都基本认可我的这个习惯，而这都是源于梁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影响。
张德威老师的粤语朗诵
张德威是我初中二、三年级的语文老师，他是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时髦的半透明衬衫底下，透出了“广州师院中文系”几个大字。他也是说一口流利标准粤语的广州人，毫无例外，粤语也是他的授课语言。但他并没有像梁艳冰老师那样给我们讲粤语故事和粤语声韵，而是擅长于粤语朗诵。
他的文言文教学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岳飞的《满江红》。他用粤语范读《岳阳楼记》，以澎湃的激情引领着同学仔，令人感觉到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平叙、抒情、议论等不同文段的情绪对比鲜明，有轻有重有随有疾，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还隐约记得，全班早读每逢读到此文时，大家都来劲，读得特别响亮。
他范读岳飞的《满江红》也是用粤语，当时我并不懂《满江红》词牌的韵律，只是觉得老师粤语朗诵的情绪跳跃很大，声音抑扬顿挫，情感特别饱满，感染了我。多年之后，粗通音韵的我，知道了《满江红》是一首以入声押韵的词，其“歇”“烈”“月”“切”“雪”“灭”“缺”“血”“阙”9个韵脚押的都是入声韵。普通话中入声已经消失，而被认为是古汉语活化石的粤语，却保留了入声，它发声短促、无法拖长、类似英语的“失去爆破”。当我回想起当年张老师粤语朗诵效果的抑扬顿挫，才悟出那是以入声押韵的作用。
《岳阳楼记》和《满江红》的字字句句都印在酷爱语文的我的脑海里，除了由于课文本身的内在魅力，还因为张老师的粤语朗诵。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一字不漏地用粤语背诵全文、全诗，那是张老师教给我的“童子功”啊！
扬琴老师的市井粤语
知青回城后的第二年，我师从粤乐老艺人蒋澄江老师学扬琴，他是粤乐四大天王之一的何大傻的首徒。当然，他也是讲得一口纯正粤语的广州东山人。学艺之余，我常听他讲过一些粤语故事。
他曾带我到东山的妙奇香茶楼饮茶。一盅两件落肚他就讲起了“茶楼轶事”，几十年后我还记得一些。
他先讲起的是“二厘馆”：旧时在路边搭个棚，茶价只收二厘，卖些松糕、油炸鬼、钵仔糕之类的便宜茶点，方便那些咕哩、小贩、猪肉佬等人歇脚，叫做“二厘馆”。坐在了妙奇香，他自然就讲起了妙奇香老板悬联求对的故事：为了吸引顾客，妙奇香在大门悬挂起上联求对，“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此联后来被人对上了“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拿壶酒来”那是精彩的底层通俗粤语，我至今还能说得出来。讲起对联，蒋师傅就来劲了，又说起大同酒家的著名对联“大包唔易賣，大錢唔易賺，斧头耷凿凿耷木，针鼻铁，丝毫也是从中削；同仔饮茶多，同父饮茶少，老窦养仔仔养仔，檐前水，点滴何曾往上流。”这副对联的联语确实是下里巴人的底层市井粤语，几十年后我依然一字不漏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有一次我陪同蒋师傅上白云山游玩，他又讲起陶陶居的轶事，他一个下层粤剧艺人，并不知道康有为题店名的历史，但他知道陶陶居是粤剧艺人聚集之地。他说，粤剧老倌罗品超、靓少佳、陆云飞、文觉非、罗家宝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常在茶楼的包房里“斟介口”“度桥段”，听得我一头雾水，好像听土匪的黑话那样。听多了，我才知道粤剧编剧叫做“开戏师爷”，开戏师爷的剧本只有一个框架，如何接驳对白、唱词、动作、表情、场景等是“担纲”老倌的事，这就是“斟介口”“度桥段”。此外，蒋师傅还讲过一些类似座山雕土匪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那样的底层粤语行话，我也慢慢听出其意思了：“班蛇”就是戏班老板；“斟盘”就是戏班老板组剧团挖角；“梅香”是指演无名角色的女戏子；“棚面”指伴奏乐队；“爆肚”指戏子忘记台词临时编；“二打六”指三四流戏子；“合晒何车”指合拍合调；“挞烂台”指演武打的戏子；“唔啱叮板”指不合拍；“发口”指戏子开声唱曲的风格和味道……等等。后来我才知道，不少市井底层的粤语俗语、口头禅等都是从粤剧行话中转化而来的。
蒋师傅出身下层，出道也在下层，他还常常讲起许多底层市民讲的粤语俗语：跪地喂猪乸——揸颈就命；屎窟窿生疮——冇眼睇；肥婆坐屎塔——沓沓冚；风吹皇帝裤浪——孤鸠寒；跑马射蚊须——靠撞；抬棺材甩裤——失礼死人；亚聋送殡——唔听你支死人笛；豉油樽櫍——又咸又湿；成吉思汗打仔——大汗耷细汗……等等，这些底层粤语真的有点“俗”，但它诙谐幽默风趣，令我一听就懂，忍俊不禁无法忘记。这点点滴滴的积淀，也被我收进我的文化行囊之中。
罗洪权老师特许我用粤语应考
中文系的罗洪权老师是客家人，但能说粤语，是我的古典文学教授，一脸皱纹里仿佛藏着满腹经纶。他讲课幽默风趣，说一口客家味的普通话夹着粤语。他解读温庭筠《小山重叠》时，讲到“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时，竟拿出一面小镜子形象地作“示范”，令我记忆尤深。
此时广州师院的语言环境，与几十年前我就读中小学时，已经完全不同了。推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普通话已经被规定为“课堂语言”和“校园语言”，以粤人为主的广师学生，只能在课后讲粤语了。
大三时，罗老师教我们古典文学中的唐宋文学部分，他要求我们背诵200首唐诗宋词和20篇唐宋散文，用课后随机抽查的方式考核。有一次抽查到我，要求我背诵散文《岳阳楼记》，当然要用普通话。但我背诵得结结巴巴，背不下去。因为我从小习惯于用粤语诵读，以为转成普通话不会有障碍，谁知道紧张起来却卡住了。于是我要求改用粤语，没想到罗老师竟然同意了。他欣然听我用粤语背诵完整篇《岳阳楼记》，没有批评我，反而说我的粤语说得流畅准确，令紧张得冒汗的我松了一口气。忆起四十多年前的这一幕情景，更令我对罗老师深切怀念。后来我在一些场合里玩古典诗词和散文朗诵时，用粤语玩得特别顺溜，这恐怕与罗老师那次宽严兼济的考核对我的鼓励有关。
我的粤语教育提案
光阴荏苒流年似水，转眼间来到了新世纪第十个年头，广州街头发生了上千人自发参加的聚会，聚会者喊出了“捍卫粤语”“广府话起锚”等口号。此事缘起于市政协一份关于“增加广州电视台普通话播音时间”的提案，其引发了部分广州市民的“集体焦虑”，他们认为弱化粤语可能破坏广府文化的语言土壤，由此，“保卫粤语”的声浪逐渐壮大，但很快平息下去了。同属粤语族群的我，当然与之强烈共鸣。反思此事件，我觉得，尽管聚会者的主张有些偏颇，但是粤语文化在广州主流社会中并没有占据应有的地位，这是客观事实。因此，我撰写了《加强学校粤语教育，传承广府文化》的建议，作为广州民进集体提案，提交市政协大会。
提案中指出：不少学校把推普教育和粤语教育对立起来，粤语文化被淡化、弱化、边缘化。有的学校还禁止学生在学校说粤语，违反者扣道德操行分，因而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形成了耻说粤语的极端观念和氛围，把中小学生家庭生活中的粤语语言环境破坏殆尽。中小学粤语文化教育缺位，大多数学校没有开设任何相关课程，只有个别中小学开设，却遭到打压。
进而，我提出了“普通话—粤语”双语教育理念，给予粤语教育应有的地位，形成推普教育和粤语教育并行不悖互不干扰的局面，使两者都成为由学校实施的政府行为。鼓励学生在法定范围内使用粤语，组织师资力量开设粤语课程，编写粤语教材，把粤语课程和与粤语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校本课程列入语文教学的系列，把粤语教育纳入正规化轨道。邀请广府文化学者和粤语文化艺术家进校园，开创粤语文化第二课堂。在市属大学恢复或开设与粤语文化有关的课程，加强粤语文化的研究，以指导中小学的粤语教育，在更高层次上发挥理论引导作用。
尽管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粤语不是一种语言，而只是汉语体系之下的一种方言，但它凝聚和积淀了广府文化的精粹，它的弱化、淡化和边缘化会令这个族群的人萌生悲情。我坚信粤语和粤语文化有着内在的强盛的生命力，将代代传承不断发展。
作者：谢炜如，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民进广州市委会原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