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如此突出和谐社会的地位
“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级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反之则认为冲突会严重。”
“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带有‘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中国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
“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
上述这些结论，来自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李培林研究员主持的“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调查”，该调查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一书结集出版。该社随后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和《全球中产阶级报告》，使社会广为关注的“中产阶层”问题进一步升温。《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和新近由新星出版社推出的《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等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化语境下培育中国“中产阶层”的有益借鉴。
在今年2月21日举行的、主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上，李培林是主讲人之一。近日，笔者就理性认识当前社会矛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专访了李培林研究员。
我们的研究是“事前的研究”
问：您领衔撰写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您能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主旨和特别之处吗？
李培林：中国经济当前正进入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在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甚至比较突出、比较尖锐。在个别地区，一些集市口角、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征用分歧等日常生活的矛盾，都可能因处理不当而演变成对抗性的冲突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退兴衰。
这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我们的结论不是一种简单的看法和判断，而是来自对经验调查资料的数据分析。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事后的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思路，另一种是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我们的研究就是尝试着进行“事前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民众未来的社会选择和取向？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哪些焦点问题重组？这种力量重组将依照什么样的规则？
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社会冲突
问：请问您的研究成果中都有哪些新的发现，最基本的结论是什么？
李培林：我们在书的最后，曾概括了7个主要的发现，在这里不可能一一细说。这些发现多数都在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揭示一种新型的由价值认同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意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质利益的差别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人们以往对社会冲突的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对物质利益矛盾的分析。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
问：您能不能说得更通俗一些，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是因为利益问题引起的，价值认识差异真的那么重要吗？
李培林：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比如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说有一个5％～6％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为了保证劳动市场的竞争性而存在的可接受的失业率，超过了这个失业率就会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但实际上，各国的情况不同，很多国家失业率长期超过10％，社会也比较安定，因为有公平的竞争规则和较完善的相关保障制度，人们主观上的承受能力也就更强。
再比如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常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超过0.45或0.5就是超过警戒线，但这也要看人们对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的看法。同样的收入差距条件下，如果普遍认为，这种差距基本反映了社会贡献大小和人力资本的情况，那么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而如果都认为游戏规则不公平，富起来的都是靠权钱交易，都想自发地去改变游戏规则，那社会就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问：你们的研究发现，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价值认识矛盾很重要。但在您任主编之一的《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说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却遭到了不少人从常识出发的严厉批评，他们觉得农民真苦真穷，学者们还说他们幸福感高，是不是有点粉饰问题？
李培林：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反映了我们对这个问题解释不够，产生了一些误解，作为学者是应当道歉的。但结果并没有错误，因为有多次调查的验证。“幸福感”是社会心理学长期研究的问题，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客观指标反映的“幸福”往往并不一致，也很难进行跨文化的比较。
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公式，就是人们对幸福的欲望除以人们满足幸福的能力。所以，幸福感的高低，不但取决于你“满足幸福的能力”这个分子，还取决于你的“欲望”大小这个分母。有钱的人或物质生活水平高的人，也不一定就幸福，其中精神焦虑、生活苦恼的人也不少。当然，农村的人幸福感高，也可能反映了温饱即安、知足长乐、缺乏进取的状态。总之，这种研究结果并非无意义的。一方面，这种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主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它也告诫我们，社会中不满意程度较高、“相对剥夺感”较强、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线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实际利益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线向下的人。所以，在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注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要注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方面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并不亚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问：您觉得你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研究，能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李培林：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我们对后者的认识，可能不像我们对前者的认识那么透彻和清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注意研究一些社会矛盾的新的特点、新的发展规律和新的解决办法。现在现实发展变化很快，作为有责任心的学者，应当去考虑今后20年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结果。我们的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探讨，这项研究还要进行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世界瞩目，如果能够完成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和谐社会体制，其贡献、作用和意义会不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实习生 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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