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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思想解放大障碍 推动广东大发展》

信息来源:本网 时间:201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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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深圳市委 旷佩虎
 
  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在广东掀起了新一轮的解放思想讨论与实践热潮。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广东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思想解放与创新方面也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如何进一步冲破各种障碍,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一轮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是目前广东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冲破对思想大解放目的认识不足的障碍
  综观汪洋同志的讲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思想解放的目的,而解放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手段和思想保证。然而,在当前基层开展的学习讨论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误解或茫然。
  (一)解放思想时髦化。干什么事情都首先套上一个思想解放的大帽子。日常工作安排要解放思想,部门工作计划要提解放思想,发言总结要解放思想。但真正要问起是如何个解放思想法,则又语焉不详,这种“剪了辫子就是革命”的认识实际上并不能反映解放思想真正深入人心了,甚至有可能将解放思想引入歧途。
  (二)解放思想目的化。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部分政府工作部门为了解放思想,绞尽脑汁想一些举措,而这些举措可能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为了应付解放思想的任务而仓促推出,而其效能并不理想。而政府部门的工作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发现所存在的问题再行补救时,则要耗费更大的成本,或者由于可行性不大而自然“凋谢”。
  (三)解放思想万能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还不明显,但是仍需警惕的。解放思想是转变观念,使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有些行为是违反法律或政策的,千万不能借解放思想的名义去做、去实行,否则就只能做无头苍蝇。解放思想应当考虑在全国这一大盘棋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找突破的空间。
  要冲破这个障碍,应当将科学发展观放在一个突出和终极的位置,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现我们思想上和机制上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相符之处,研究如何解放我们的思想,创新我们的工作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
  二、冲破对行政官员问责与激励机制不完善的障碍
  (一)赏优罚劣是保障行政官员勤政开拓的基本措施。如果工作出色,成绩却得不到肯定,或者失职渎职却得不到惩处,对行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都是一个打击。在改革创新方面,有些地方如深圳,已对改革失败采取了更包容的态度。如《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规定了如果改革创新工作未达到预期效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予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与此相对应的,是对行政过错的责任追究制度。
  (二)建立和完善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是保证行政权力得到正确行使的有力保证。但是目前这种制度的执行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在使行政机关不敢乱作为时,也使他们产生了尽量少作为的想法。各个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或推卸责任也是有增无减。“做多错多,做少错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之普遍恐怕也是制度设计者所没预料到的。有些行政人员工作很勤奋,但仍难避免一些监管不到位之处,而如果某个偶然性因素导致某一影响较大事件如安全事故的发生,则行政人员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将迅速被抵消。而其所要面对的是责任追究,包括刑事责任。因此靠运气做官的心态也是普遍存在。如何做到鼓励勤政,惩罚混日子者和乱行政者,并且拿捏有度,仍是制度设计和执行者所面临的一个课题。
  广东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发展,靠的正是拓荒牛精神,而现在条件好了,很多行政人员都不愿再去冒风险。在追究过错责任时,也并不是越严厉越好,而是要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使与行政权力相伴随的风险责任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托克维尔在谈及美国政治审判时,说其主要目的,“是撤消滥用权限的官员的权力和不让这个公民以后再取得这种权力”。并认为,“美国法律在这方面表现得如此可怕,正是来自它的温和性本身”。中国有着“严以治吏”舆论正当性,政府也往往以此作为对百姓的承诺。要使行政人员随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一定是非靠严厉制度的引用不可,而是其职权不相称的行为得到及时的发现并被作出相称的评价。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应更多地引用行政评价手段,包括引咎辞职或撤职等,但不宜动辄科以刑罚。当然,对贪污受贿或有其它恶劣情节的另当别论。一项科学的激励与究责制度将是行政人员重拾开拓进取精神、力求有所作为的坚强后盾。
  三、冲破管治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称的障碍。
  广东经济发达,在体制改革等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但在社会管理方面,仍有许多与其经济大省不相称之处。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涉及公共利益、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方面,仍有可待改进之处。以某市公交为例,该市实行公交系统经营市场化,票价居高不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有很多“尾巴”解决不了,百姓对此意见非常大,交通物价等部门也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市场可以起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但是市场并非万能。不能以“国退民进”来规避政府责任(魏英杰,  2008年02月29日《晶报》)。把自己管的事务交给市场,政府当然轻松,但由此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起来可能非常棘手。在一些特定行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度引入市场机制,但一定要有严密和完善的约束与退出机制。否则只能以甩手掌柜始,以尾大不掉终。最终损害的不仅是老百姓的利益,也会损害政府自身的形象。
  (一)冲破管治水平方面的障碍必须破除官僚主义作风。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杜绝一时兴起之作。要注意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虽然有可能会错过一些金点子,但可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制度的保证,而这些金点子也是制度建设的必要成本。否则一下东、一下西,大家云里雾里,无所适从。以城市定位为例,好大喜功、妄自菲薄均不对,而应根据自身特色定好位,作好整体规划,煅造自身特色,而不一定非得跟哪里拼个高下。
  (二)冲破管治水平方面的障碍必须破除形式主义作风。平时工作做在表面上,摆政绩时一二三四,但细细思量并无多少可取之处。以和谐社会建设为例,大家都提要建和谐社会,创建和谐的某某关系、某某关系等,但老百姓关注的和谐有许多仍未得到必要的关注、研究和解决。如业主与开发商和物业服务公司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银行与储户之间,乘客与公交公司之间……恐怕总结写得再好,也不如解决一个问题好。
  正如汪洋在其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应深刻审视所处环境变化,深刻分析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我们只有以迫切的心情,开拓的精神,务实的态度,才能抓住机遇,使广东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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