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继承民进优良传统之我见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 在风起云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浪中诞生，至今已迈进第七十年的里程。会中央向全会发起“民进优良传统的时代价值与继承”理论征文活动，我觉得很有实际意义。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个民进会员深入探讨的话题。如何在新形势下继承我会优良传统，建立新的价值观，我的个人见解是：必须认真、切实地处理好几个以下关系。

　　一、根与叶的从属关系

　　民进的优良传统，就是写进我会章程里的“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这三个“坚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体现出来的时代价值，确实有所侧重，有所区别。但无论时代车轮朝着什么方向奔驰，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基本点却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不妨把这个“坚持”比作一棵参天大树的树根，根深则叶茂，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首先达成坚定的共识，没有丝毫动摇的余地。有了这个根，才会有不断萌生的绿叶，才能营造根深叶茂的繁荣局面。我之所以强调这个关系，主要是基于两点论据。其一，只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这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才能经得起从国内到国际的各种风云变幻，才不会出大乱子。谁也无法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打下来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那天起，就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宗旨，在人民的支持下建立了旗帜鲜明、纪律严谨、有勇有谋的革命先锋队伍，历经无数挫折和浴血奋战，从不同历史阶段的强敌手中夺得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决定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伟大胜利。正是这个于千锤百炼中不断成熟的政党，才担负得起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执政重任。大量事实证明：其领导核心的主宰作用是任何其他政党所无法取代的。其二，只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体的延续性。有人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鼓惑和影响，对“一党专政”提出了各种非议，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我认为这是由偏见而引起的认知错觉。我们的政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与所谓“一党专政”的说法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执政并不等于专政。我国的众多参政党和无党派人士，不仅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等渠道参与商讨国家大事，而且还有许多人直接担任了各级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参与了对国家的具体管理。这怎么能险隘地理解为是搞“一党专政”呢?难道一定要照搬西方国家今天你下台，明日我登场的轮流执政模式，才算是理想的自由民主政体吗?君不见有不少一味模仿西方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常常被这种模式折腾得颠三倒四，如果中国也这么做，将会出现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一定要处理好这个根与叶的关系。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才能致力于后两个“坚持”。

　　二、“爱国”与“开放”的并行关系

　　第二个“坚持”包含四大内容：爱国、民主、团结、求实。

　　先说“爱国”。我会初创时期，会中央的创始人都是被称誉为“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连在一起，跟着中国共产党一起勇往直前，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所以把“爱国”作为我会的第一优良传统，理所应当。在长期的闭关锁国年代，我们对爱国的理解是比较单一和肤浅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展开，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误区，即有人提出对爱国这个概念应予淡化乃至否定。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批评过“连月亮也是美国的圆”之类极端的崇洋媚外思想，现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谋略之后，这种一度被传为笑谈的思想居然又发酵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什么都应该跟外国学，从国家的管理模式到个人的生活方式，一概倾向于“去中国化”，这正好迎合了西方主流国家动不动对他国进行“颜色革命”的惯用手段。有人认为既然敞开了国家的门户，就不能再念爱国主义这本真经。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维方式。自古以来，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国家这个大概念在国民心目中始终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强民富，国破家亡”;“位卑未敢忘忧国”……爱国是我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第一道德规范。在战争年代，卖国求荣的汉奸之所以为千夫所指，不得好死，就是因为破了举世公认的道德防线。在“爱国”与“开放”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建立在交流、促进基础上的和谐关系。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尊重科学的规律，向一些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等，正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不存在实行对外开放就要放弃爱国的逻辑。我们拥护开放，与坚持爱国并不矛盾。

　　三、“民主”与“自由”的辨证关系

　　“民主”是我会传统的标志之一，促进民主则是我们应有的职责。我会坚持的民主，在初创时期主要是针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权、民声，以独裁抵制政治协商，发动内战的政治背景。建国后，我们坚持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多党合作为特征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大民主。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既拥有建言献策的充分发言权，又能对凝聚多方智慧和观点的政策法规行使表决权。虽然这种民主方式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自由空间，但还是有人以西方式的民主作为对比，认为中国限制了“自由”。其实，以自由神为象征的西方民主并非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民主，依靠其固有模式获胜的执政党，在许多重大问题的表决中同样受到了参、众两大议院代表不同政治集团利益的牵制。这些拥有各种利益背景的政客们，有多少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我们所坚持的民主，基本上“集思广益”型的，各种提案、建议都取之于基层民众，就像西方的民众不可能都到议院行使表决权一样，我们的人大和政协平台也不可能直接听取民众的声音，任何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而我们的民主和自由则更具有辨证性。广纳民声、民意的方式比西方更有规矩。

　　四、“团结”和“求实”的和谐关系

　　坚持团结，是每个政党从内部到外部都必须做到的行为规范。我会成立七十年来，以团结提高会内的凝聚力和会外的感召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务实的工作。务实的基础是求实，任何弄虚作假都不可能实现务实的目标。“团结”和“务实”，应该是和谐的组合关系。众志成城的组合拳，肯定比单枪匹马的力量要强得多。团结体现在精神上，务实体现在行动上。没有全会共同遵守会章、会规的团结精神，务实就很可能成为虚晃一枪。我会原是由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联盟，这个特征有利于增进会员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比较容易形成共同语言。但随着国家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主的方针政策的转型，各种人才需求失去了既有的平衡，加入我会的会员成分也越来越多。这种状况就更需要我们坚持团结，防止成分的复杂性有可能带来的结构的松散性，防止出现分门别类的小圈子。现在有些地方组织以会员成分作为设立基层组织的依据，对基层组织建设来说恐怕不是科学的好办法。

　　五、“立会为公”与加强会员自律的递进关系

　　我会多年来一直强调“立会为公”，很多地方组织都以此为座右铭。“立会为公”不能只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应该一点一滴地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立会为公”，对我会的各级组织核心领导成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领导成员更具备“以权谋私”的优越条件。各民主党派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受中国共产党内出现腐败现象的影响，民主党派领导人也会因缺乏严格的自律而假公济私，甚至直接损公肥私。有的地方组织每逢换届时总会闹出不小的动静来，一些身负重任的民进组织领导成员，疲于跑官、拉票，甚至在会员中拉帮结派，制造分裂，把一个“公”字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是很值得我们三思的。民主党派虽然没有建立纪委组织，但应该有相应的监督机构。民主党派要参政议政，要监督执政党的工作，必须把“立会为公”真正做到家，从每个会员开始，都要加强大公无私方面的自律。“立会为公”与加强会员自律是一种递进关系，只有把自律做好了，才能使“立会为公”成为我会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

　　一个政党能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几项优良的传统，而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公认，这很不容易。但要持之以恒地发扬和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形势下发展这些传统，挖掘和寻求老传统的新价值，就更不容易。当前我国从内到外都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受各种外来思潮和反华势力的影响，出现了比较混乱的状况。连“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都遭到公开的诽谤和侮辱，有人公然散布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壮举是假的，企图摧毁我们几代人的精神支柱;香港不断闹事，为殖民统治招魂;台湾反复无常;国际上美日联盟等不断寻衅、威胁，惟恐天下不乱……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七十周年，对我们既是鼓舞，又是激励。我们决不能忘记在中国大地上曾经留下的光荣足迹，决不能忘记一个参政党的崇高职责和历史使命，更加坚定地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梦而前进不止，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