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需要创新更需要思想解放
丁 力
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胜利闭幕了，汪洋书记振聋发聩的讲话依然在冲击着每个广东人的思维，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困难和不足的清醒认识，特别是讲话中体现出很强的忧患意识，足以让那些习惯陶醉在“经济总量全国第一”赞誉声中的广东人猛醒。
由于率先改革开放，由于常住人口近亿，广东经济总量较大本来属于一种正常现象。3万亿的GDP，7000亿的税收的确来之不易，的确可以成为广东人的骄傲。但是，面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如果我们习惯了别人的热情赞誉，形成了优越的心理定势，对现实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与矛盾麻木不仁，对广东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无动于衷，那么，广东已有的发展优势就有可能在我们手中失去，我们有可能会愧对子孙后代，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率先改革开放必然导致广东经济与社会转型早于全国其他地区。坦率地说，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广东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拐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虽然超过新加坡、香港与台湾，但发展水平在全国并非最高。GDP超过3万亿表明广东经济发展已经迈上历史新台阶，这是从总量意义上说的；从人均角度看，我们不仅与新加坡、香港、台湾无法比较，甚至与国内沿海一些较发达的省市也无法抗衡，广东人均GDP不仅落后于北京、上海与天津，而且也落后于浙江与江苏，山东、辽宁、福建也处在紧紧追赶广东的行列之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与浙江一样同属于农业大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到2006年，浙江的人均GDP已经高于广东12.8％，如果扣除外源型经济对广东的贡献，估计两者的差距会更大。
二是经济总量虽然较大，但发展方式依然比较落后与粗放。回顾改革开放近30年，广东主要依靠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外源型经济为主导获得快速发展，相对于原来的农业社会，经过近30年的积累，广东已经初步形成实力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但是，自主创新甚至自主创业能力的不足一直是广东发展的软肋，由此决定广东经济发展对投资与出口拉动的严重依赖。在过去的五年中，通过引进大型重化项目拉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仍然是一些地区寻求发展的秘诀所在，传统的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虽然得到了初步遏制，但并没有获得根本性改变，广东的发展方式转变依然任重道远。
三是经济增长虽然较快，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仍然较慢，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在粗放型发展中，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在内的“物”的因素回报不断增加，但以劳动者报酬为代表的“人”的因素回报不断下降，说明广东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依靠“物”的因素支撑。近30年来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累计大约在2000 亿美元水平，如果按照回报率10％计算，每年外商从广东获得的收益估计相当丰厚。与之相比，外源型经济虽然也为大量外来人口提供了劳动机会，但是，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前提下，资本追求廉价劳动与低成本必然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收入的低下、生活的清贫。
四是城乡发展有了新进展，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外源型经济发展主导形成了广东独特的区域二层结构，正是这种结构造成了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实践证明，我省的外源型经济分布与各地招商引资的努力相关程度并不高，与人们的观念开放与否也无关，但与各地的营商成本高低关系密切，从前些年各地竞相以零地价吸引外商可以证明上述结论。从整体上看，珠三角地区外源型经济比重一直占全省90％以上，周边地区由于空间距离较远，特别是物流成本较高，接受外源型经济覆盖的机会相对较少，经济发展自然就落后。如果没有民营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加快发展，要改变现有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很难。
五是过分注重经济增长，忽视民生投入，导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广东社会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由于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企业的纳税能力普遍有限，由于政府用于二次分配的资源比较有限，在一些重大民生问题上，政府长期缺乏投入，将许多政府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通过市场一推了之，无法很好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以分配不公为主的利益矛盾开始尖锐与复杂化。社会建设滞后、社会管理软弱导致的发展所需社会资本不足的难题，仍在不断干扰与困惑着广东和谐社会的建设。
此外，由于广东是人口大省资源穷省，人与自然的矛盾相当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压力相当沉重。由于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土地价格的上升、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扬，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加工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都严重削弱了广东传统的比较优势，在自主创新优势一时难以见成效的前提下，广东经济与社会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确不易。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解放思想，在没有路的地方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需要创新，广东更需要思想上的解放。我们曾经创新过，但我们无法骄傲自满与裹足不前，未来的辉煌依然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解放思想与自我超越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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