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晴：党史也有温度，也生动，也感人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大庆之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期间推出的历史大剧《觉醒年代》，徐徐拉开了学党史的大幕，迎面吹来100年前回荡在中华大地上的阵阵暖风。

　　历史不是冰冷的石头，也不是抽象的理论、空洞的教材，而是人在推动、人在创造，是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人的故事。党史也如此。党史也有温度，也生动，也感人。《觉醒年代》就是一部生动感人、有温度的党史画卷。

　　中共一大是1921年召开的，1922年召开二大，1923年召开三大，1924年召开四大，1927年召开五大，1928年召开六大，1945年召开七大，1956年召开八大，1969年召开九大，1973年召开十大，1977年召开十一大，1982年召开十二大，这以后每五年召开，直至今日。

　　在这100年里，六大与七大召开的时间相隔17年，七大与八大召开的时间相隔11年，八大与九大召开的时间相隔13年——这三个时间段都是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发展阶段。

　　一大到五大这7年，总书记都是陈独秀;七大到十大这28年，党的领导人都是毛泽东。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一位是中国共产党艰难时期的掌舵人，两位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创立者的贡献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觉醒年代》第一次正面塑造了陈独秀的形象，第一次让我们走进了他的生活、他的人生和他的世界。

　　他是一个革命者，走上革命道路是他深思熟虑不是一时冲动的人生选择。他说：中国人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鸦片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坚船利炮的威胁，以为落后挨打是因为技法不如人，于是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开展了以兴办制造业为核心的洋务运动，训练全部洋式装备的北洋水师;甲午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制度的缺陷，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了，建立了共和体制，本以为找到了中国的出路，但是，袁世凯、张勋三年内两次复辟，共和变成了游戏，所以必须彻底改造社会，彻底改造民众的思想。

　　为此，他创办了《新青年》，并全身心投身于革命。

　　《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成为那个时代的曙光和旗帜，由此集聚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或支持革命。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等早期共产党先驱人物，蔡元培、章士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高一涵等知名文化人，以及北洋政府的一些开明人士，都因为《新青年》而相识相知。林纾、辜鸿铭这些传统守旧的知识分子，也是因为《新青年》才跳出来，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靶子。

　　所有活跃在《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工人、商人和农民，他们都是革命者和革命的支持者，是所有这些人的革命行动汇聚而成的革命力量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基因就是一个革命党。

　　和世界上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把所有劳动者的人身权益从少数资产阶级手里拿回来，而不只是捍卫某个种族、某个民族的利益和权益。它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所有人的生存权、温饱权、发展权、自由权。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走的都是无人区，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是在创造历史。

　　《觉醒年代》没有把革命者们标签化、格式化，没有枯燥乏味的说教，没有简单粗暴的灌输。不回避曾经走过的弯路，不掩饰曾经遭遇的困难，还原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历史场景，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国际国内诡谲怪诞的历史环境，很值得认真看、仔细看、反复看。

　　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有很多场对手戏。父子三人的第一场戏，陈延年让陈乔年包了一个活青蛙在陈独秀那份黄牛蹄筋里，在众人面前戏弄陈独秀，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陈独秀非但不恼怒，反而哈哈大笑，认为自己的儿子有原则、有立场、有胆识，将来必定有出息。这段戏不长，但很有戏剧性。一顿饭的功夫，父子三人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他们有普通人没有的个性，这种个性后面是他们的眼光、胸怀、秉性和价值观，这是他们作为革命者与众不同之所在。

　　父子三人的最后一场戏，陈独秀从北京赶到上海，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送行。陈乔年很希望看到父亲来为他们送行，陈延年决绝地打破了他的幻想，要他不要做白日梦。但他话音未落，陈独秀真的日夜兼程赶来了。就在即将上船的那一刻，陈独秀出现在这兄弟俩面前。他显得很疲惫，有些憔悴，但精神矍铄。他喜悦地看着两个孩子，庆幸自己终于在起航之前见到了他们，满满的父爱。陈延年、陈乔年惊诧地看着他们的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第一次认识他。陈延年热泪盈眶，他扑到父亲的怀里，第一次叫了他“爸爸”，陈乔年迟疑了一下，饱含泪水，静静地走过去，和父亲、哥哥拥抱在一起。 铁石心肠的人，看到这里，都会泪目。这两个孩子此前一直与陈独秀对立，他们认为陈独秀是一个以牺牲家庭换取革命者功名的伪君子，他们受吴稚辉影响，坚持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对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主张嗤之以鼻。随着剧情的展开，这种对立的关系逐渐缓和，但始终没有破冰。

　　他们的这一次拥抱就是永别。在当事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分别就是生离死别，在他们的心中只有欢喜。陈独秀把自己炒的花生瓜子拿给兄弟俩，要他们带在路上吃。陈延年还揶揄他说，瓜子炒糊了，这就是你陈独秀的风格，意即做什么事情都过火。陈独秀依然笑哈哈，一点都不生气，他是真心爱着并欣赏着这两个儿子。

　　此处用了电影手法，反复叠加了若干年后陈延年、陈乔年英勇就义的画面，配上悲壮的音乐，悲和喜、苦和乐、痛和爱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告诉我们，英雄和伟人的儿女情长是多么容易被误解被曲解。

　　在法国，陈延年、陈乔年与吴稚辉决裂了，和他们的父亲陈独秀站到了同一个阵营，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真相也是如此。送走了两个儿子，陈独秀就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陈延年、陈乔年都在旅法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兄弟俩分别担任了广东、江苏党组织的重要工作。1927年，陈延年牺牲;1928年，陈乔年牺牲。陈延年最终死于吴稚辉之手。

　　《觉醒年代》把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的思想转变和对父亲陈独秀的感情转变，交代得很有逻辑，情节、故事、画面、音乐和人物对白，都精准到位，人情味十足，没有牵强和硬伤。这很不容易。

　　在银屏上塑造政治人物，尤其是陈独秀这样有历史非议的政治人物，很难掌握分寸。一不小心，就会偏“左”，或者偏右，或者僵硬呆板、无趣无味。《觉醒年代》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陈独秀，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

　　陈独秀非常清楚他走的是一条什么路。他是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大洋，当时一块大洋就可以买一个四合院，他的薪酬足够一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在和李大钊、胡适的一段对白中说：以我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来说，都称得上是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了，完全有条件过好自家的小日子，但是我们仍然要起来革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唤醒民众，要彻底改造这个社会、彻底荡涤这个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要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获得新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义无反顾。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真正的英雄。剧中陈独秀每经历一次脱险，都会和家人、朋友一再表示歉意，说他连累了家人、连累了朋友，对不起大家——这是伟人的情怀。

　　他这里说的“连累”，很可能是陈独秀一生的愧疚。陈独秀自己很早就是大名人，蔡元培认定北大文科学长非他莫属，就是因为他创办的《新青年》影响巨大;吴炳章抓了他，恨之入骨，却不敢对他怎么样，也是因为他太有名了，动了他，会引起更大的民愤。他先后五次被捕入狱，每次都被营救出来了，都是因为他名气大。最后一次是1932年，连爱因斯坦、罗素这些国际名人都出面营救他。但是他的亲人、朋友和学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李大钊和他自己的两个儿子，还有邓中夏、赵世炎等早期跟着他一起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先驱，一旦被捕就丢了性命。所以他心里愧疚，他觉得他对不起他们，连累了他们。我们无法知道晚年陈独秀的内心世界有着怎样的煎熬，但亲人、朋友和学生一批批倒在他前面，一定是痛苦的，而且这种自责伴随他终生，却又无可奈何。《觉醒年代》让陈独秀在他意气风发投身革命的初期就把这种歉疚说出来了，符合人物的思想逻辑。

　　李大钊的形象也很丰满。他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暖心的丈夫、仁厚的老师。演讲时他慷慨激昂，生活中他和蔼可亲，没有一点矫情和造作，感觉他就是我们身边最值得信赖的大哥。

　　蔡元培是把剧中各类人物啮合在一起的核心人物，历史上的蔡元培也的确是一个这样的人。新的旧的，保守的革命的，都服他。他既有原则，也能和稀泥。他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关键问题上，又寸步不让。

　　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亲自到安徽去接胡适来北大任教，这些相似的细节说明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惜才爱才之人，都想做一番事业。

　　胡适初到北大，陈独秀请他吃涮羊肉。两人正聊得起劲，蔡元培赶来了，他笑嘻嘻地说：听说有两只兔子在吃窝边草，我这只老兔子也赶来打个牙祭。蔡元培生于1867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胡适生于1891年，三人都属兔。这段见面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消除了胡适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和拘谨感。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跟着你，而你的磁场也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围绕着北大，围绕着蔡元培，围绕着陈独秀，围绕着李大钊的，就是这样一个点燃了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磁场。所有受到他们影响的人，都在这里取到了火种，然后带到全国各地，逐渐形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赵世炎、邓中夏、张国焘也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名气没有他们大的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传遍了中国，指导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单对外革社会的命，对内也革自己的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举起了反共大旗，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战略，力挽狂澜，走出了第一个生死劫。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内出现了不同声音。在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再一次作出了正确选择，及时部署了大转移新战略。经湘江之战，到遵义，确定了新的领导核心，走出了第二个生死劫。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新问题新困难也很多，但都非常有效地解决了。特别是文革走的这段弯路，也得到了及时纠正，及时回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

　　没有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没有一种坚定不移为人民谋利益的崇高的使命感，经受不住这些巨大的挫折。确保初心不变，使命不变，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意做、没有做到、也做不到的高度自觉——这是真正伟大的党。

　　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格局。我们有幸亲历了这个磅礴的时代，深刻理解党中央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现在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续写党史，承先启后，致力于通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两大部署彻底消除城乡差别，脚踏实地地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初心和承诺。已经有1800多名扶贫干部在和平年代为人民谋利益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已经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意做、没有做到、做不到的高度自觉——这是真正伟大的成就。

　　能够在有生之年遇见建党100周年大庆，是我们的幸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恰恰是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

　　建党150周年是2071年，建党200周年是2121年。对我们来说，这两个时间节点，就像我们的今天对100年前的先驱们来说一样遥远，但这一天毕竟来了，只是我们身处其中而浑然不觉。未来的这一天也必然会来，那时候的子孙后代们也会像我们的今天一样学党史，研究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建党100周年前后的这段历史也一定会是重点。

　　我们是继往开来的一代人，也是续写历史、续写党史的一代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