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力推动的扶贫攻坚工作高屋建瓴，意义重大。精准扶贫不仅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几千年来天下大同的思想尤其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建设民生的理念，更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均贫富，患不均的天下大同的理想，但是最终无法消除贫穷。从上层来讲，由于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根本性存在、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也由于古代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均田制均已失败告终。从下层来讲，基于宗族的脱贫尝试只能解决一定范围、一定时间的贫困问题，且跟不上工业化的脚步，随着宗法制的瓦解而瓦解。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主要依靠政府扶贫，实业救国等顶层国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法全面展开，新三民主义没有得到推行。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来自党中央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精准扶贫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扶贫是全方位工程，各级政府，社会各种力量全面参与。精准扶贫来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员带领，同甘苦，谋良策。我们的扶贫有制度保障，党员带领，汇集各方力量，对症下药，责任到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彻底解决绝对贫穷已经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不是单一的、孤立的理论，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力推动的扶贫攻坚工作高屋建瓴，意义重大。精准扶贫有序展开，成果卓著，2020年已到收官阶段。精准扶贫不仅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几千年来天下大同的思想尤其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建设民生的理念，更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扶贫通常可划分为以下两种方向：一种是纵向的，一种是横向的。纵向扶贫指的是同一社会内部，针对贫富差距而进行的资源再分配、产品再分配;横向扶贫则指在不同区域之间，针对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而进行的战略性布局调整。纵向扶贫其实是中华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上至君临天下的中央政府，下至乡里闾巷中的宗族大姓，在这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当代中国若能在这一中华优良传统之上注入了新时代元素、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必定能焕发新的生命力，大放异彩。而横向扶贫的大发展时代应属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习近平新时代，无论从物质条件、思想高度、政府的决心和力度以及大众参与程度而论，还是从实践过程中的深度广度、策略的科学性和多样性以及实践成果的有效性而言，不仅远迈前代，环顾全球亦不遑多让。

　　全面小康，消除贫困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执著追求的中国梦，回望历史，比照当下，我们更能深刻理解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意义、时代价值。

　　一、“不患寡，而患不均”

　　中华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由来已久。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社会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异其趣，“中国言社会，每重其风气道义”，而西方的社会观念则“仅言财富经济”①，说它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亦无不可。孔子却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与人之间的规范礼仪，皆源自于仁者爱人的本心，讲究和谐相亲、平等相待，崇尚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怀。故“不患寡，而患不均”得以流传千年，历代皆奉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可以断言，“中国传统之经济理想，较近社会主义，不近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渊源，扶贫济困也跟“等贵贱，均贫富”之类的愿景一样悠久。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里，土地就是天下人最重要的财富，自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确立以来，最大的贫富悬殊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土地不均的问题，“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常常造成民不聊生，继而流民涌动，历代农民战争也多为此而起，中国人的普遍理想——“安居乐业”四字，实在字字千钧。出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目的，历代统治者往往采用屯田、均田、限田等政策，以求扶植自耕农、打击豪强、抑制土地兼并，著名的有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均田令以及隋唐的均田制，由于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根本性存在、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也由于古代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毕竟有限，往往鞭长莫及，所以均田制无一不是崩溃而终，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一治一乱的循环怪圈由此而来。与均田制相关的思想及其实践，留给当代中国的是数不尽的经验、深刻的历史教训，没有一个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推行真正有效的平衡发展战略，扶贫也终成画饼而已。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古代的扶贫济困乃至“推行古代社会通财之共产观念”③都不得不以宗族为核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在范姓宗族里首倡义庄制首先在范姓宗族里推行，范姓宗族里凡有孤儿寡妇的，都由本宗族的义庄公田负担他们的教与养，后来义庄制通行全国，历久益盛，都始终离不开宗族色彩。明清以来随着商业发展，还形成以血缘、同乡为纽带的商帮，商帮又称会馆，给上京赶考或出门经商的穷困弟子以住宿饮食乃至介绍职业的方便④，类似于现代互助组或合作社的样式，俨然又一“通财共产之制”，显示了中国古代优秀的社会组织能力，还透着浓浓的中华传统特有的人情味，非一味强调物质现实的势利观念可比。然而，随着当代中国向工业社会迈进，宗法体制必将瓦解，宗族观念毕竟已成画地为牢的偏见，如何继承宗族的优良传统，化宗族为社区、地方自治团体，为纵向的精准扶贫服务，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⑤两年后，在首个“扶贫日”(我国将每年十月十七日设立为“扶贫日”)之际，习近平同志又作出如下批示：“进一步部署社会扶贫工作，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继续打好扶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⑥。党和政府将当今新时代的扶贫工作上升到社会全面治理的战略高度，并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深刻而睿智的历史感和大局观，让世人从中透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与重大意义。

　　二、“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

　　“中国百年巨变的第一位伟人”(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孟庆鹏语，参见《孙中山文集序言》)孙中山先生，面对中国近代的百年巨变，他满怀深情地关注民生——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⑦，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疾苦，为以“民生主义”救国救民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息。

　　孙中山先生所处的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已久，所以他指出“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只是相对的”，其实“中国人大家都是贫”，是什么原因造成贫的呢?那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发达，今日的社会情形还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会情形一样”⑧，所以孙中山先生认为要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首先必须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实业救国，那就势必要顺应工业革命、实业革命的潮流，引进机器文明，这是对中华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当寡到极致时，无论均与不均都失去了意义!这一认识岂非“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伟大先驱?!但同时他又以历史的眼光、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及其国际视野，清醒地看到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近几十年来发生社会问题” ⑨，为防贫富悬殊之患于未然，于是孙中山先生同时极力强调运用国家的力量“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一切发展以民生为重，始终不忘“民为邦本”的古训。

　　面临同一时代主题，出于同样关注民众疾苦的情怀以及勾勒未来社会美好蓝图的宏愿，孙中山先生对当时成为浩荡潮流的社会主义赞赏有加。他感慨“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欧美研究民权问题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卢梭为民权中的圣人，好像中国崇拜孔子一样;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的圣人”⑩。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将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其中“扶助农工”等旗帜鲜明的社会革命思想，应是深受国际共运影响的产物。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12月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就是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⑾。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可以说做到了继往开来，一方面汲取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服务，另一方面广泛接触世界先进文明和进步思想潮流，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由旧式精英革命向着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新型革命转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至今仍对我们的社会治理有着深远而有益的启发。但是可惜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主要依靠政府扶贫，实业救国等顶层国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法全面展开，新三民主义也因国民党右派的破坏而没有得到推行。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彪炳史册的贡献，非常重视对孙中山先生宝贵精神的学习和继承。他指出，“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⑿历史在这里与现实相握手，扶贫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重托之下，饱含深情地坚定前行，坚忍不拔、百折不挠!

　　三、“决胜脱贫攻坚，共享全面小康”

　　恩格斯曾写道：“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才能使人们从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⒀这一段关于消灭城乡对立的经典论述，对当今扶贫工作的开展也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⒁扶贫工作的对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消灭城乡对立，解决落后地区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⒂，要直面众多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东西部发展程度差异大;人口、资源分布不平衡;工农业以及商业比例不协调;农产品价格过低、市场狭小;科技、教育不到位;交通不便、环境闭塞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与当年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相印证。此外，还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⒃。任务如此伟大、重要而又艰巨、紧迫，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⒄。

　　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硕果累累，亮点极多：

　　(一)以党的领导作为组织保证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习总书记还强调：“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关心和支持乡亲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要关心和支持乡亲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⒅当代中国九千万共产党员，就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人才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了党员的党性，教育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广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基层，扎根老少边穷地区，千方百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带领群众致富脱贫。2012年到2019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扶贫先进共产党员，如赵良华、陈华、杨胜强等。

　　(二)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全国各省，对口重建，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灾区重建，灾区群众得以实现脱贫致富。新疆、西藏也有很多边穷地区，同样在全社会动员、全员参与的对口扶贫当中受惠不尽。习近平同志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必须长期坚持下去”⒆，与此同时，“在完善省际结对关系的基础上，帮扶双方要着力推动县与县精准对接，组织辖区内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同对口帮扶省份贫困县结对帮扶，实施‘携手奔小康’行动”⒇。东西部之间得以结对，再加上省际结对、县际结对，是全局在胸的妙棋，是精准二字的最深刻诠释。

　　(三)交出令人满意的一系列数据

　　成果年年有，贫困年年少，习近平同志于2015年在《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中宣布：“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积极帮助，中国六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数据显示，中国贫困规模大幅缩小，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7年3046万人，累计减贫685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70万人，减贫规模前所未有;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了3.1%，累计降低7.1个百分点，贫困县数量首次减少，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按国家统计局2019年年2月1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2017年末减少1386万人，脱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时至2020年，即便新冠疫情来势汹汹，也肯定挡不住扶贫计划的顺利完成、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四)将消除贫困视为人类的共同使命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当中指出：“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六十多年来，中国共向一百六十六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四千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六十多万援助人员”，“中国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六十九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先后为一百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消除贫困已被纳入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当中去，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以崭新的方式共谋21世纪和平与发展之路，必将缔造各国人民更幸福的未来。

　　公元2020年底，基本解决中国几千年来的贫困问题!这是划时代的丰碑，将历史性地让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大同”梦美满圆梦。解决7000多万人的贫困问题，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清除了最顽固的一块巨石，也为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注释：

　　[1]① 钱穆：《国史新论》第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2]② 钱穆：《国史新论》第2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3]③ 钱穆：《国史新论》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4]钱穆：《国史新论》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5]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6]习近平：《在首个扶贫日之际作出的批示》，2014年10月10日。

　　[7]《孙中山文集(上) 一辑/三民主义》，147页，团结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8]《孙中山文集(上) 一辑/三民主义》，165页，团结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9]《孙中山文集(上) 一辑/三民主义》，149页，团结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10]《孙中山文集(上) 一辑/三民主义》，151页，团结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11]《孙中山文集(上) 一辑/三民主义》，173页，团结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12]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2日

　　[13]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26页

　　[14] 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15]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6月23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7～8页

　　[16]习近平：在国家民委《民族工作简报》第6期《“中国扶贫开发第一村”福建宁德市赤溪畲族村各族群众全面迈入小康生活》上的批示，2015年1月29日

　　[17]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6月23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7～8页

　　[18]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19]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20日。

　　[20]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