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进港九分会到民进华南分会

从民进港九分会到民进华南分会

（1948-1950）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广东地方组织诞生于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其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8月15日的民进港九分会。港九分会团结在港文化出版界的民主进步人士，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独裁统治，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年2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民进港九分会改称民进华南分会。随着广东的解放，民进华南分会于1950年初迁至广州，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第一节 民进港九分会

　　一、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性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民进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以便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但令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倒行逆施，蓄谋挑起内战，妄图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这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民进的主要发起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郑振铎、严景耀、雷洁琼、柯灵等，大多是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他们无惧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威慑，积极投身争取和平、自由、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洪流。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经常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呼吁实现民主与和平。11月下旬，他们发表了《我们的主张和态度》，表示“我们愿意看见中国向好处走，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乃是我们所希求，所要联合了全国的国民乃至一切的政党来缔造之的”。他们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因此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这天，民进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绍兴路的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会上，马叙伦说明了民进发起的原因：“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我们的团体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意谓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简章规定民进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凡各界无党无派人士赞同本会宗旨，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理事会通过，得为本会会员”。简章还规定民进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会员大会，同时设置理事会和常务理事，分别负责执行会员大会决议交办事项和本会经常事务。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认识上的局限，简章还规定：“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这部简章表明，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的政治组织。

　　1946年1月2日，民进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会议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等11人为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三人为候补理事，并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全面阐明了民进对时局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会议最重要的文件。《宣言》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宣言》郑重提出自动自主地改革政治实现民主、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从速撤退驻华的外国军队和重新制定宪法草案等政治主张。

　　民进成立之初，成员主要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大部分是马叙伦等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小部分是王绍鏊等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民进成立后，立即以积极战斗的姿态，投入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1946年1月l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的当天，民进也在上海召开会议，专门研讨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立场态度。11日，民进发表《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公开表明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希望和要求。《建议书》指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已不是国共（两党）的协商会议，而是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全国人民代表的协商会议”，“责任实很重大”，民进希望这次会议“一定更是挽回危机打开僵局的会议，一定更是解决一党专政，奠定民主政治，捩转整个中华民国历史的革命会议”，为此民进呼吁全国人民“运用一切力量，来促其成功”，以此为契机，“产生一个崭新的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为达此目标，民进“以人民的立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政治协商会议代行正式最高权力机构职权、原有国民大会代表应宣布无效、重行选举、修改五五宪草、绝对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各党党费应由各党自行负担、发展民主化的经济等七项具体建议。

　　中国共产党为了制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于1946年5月3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联络和团结了上海60多个主要群众团体组织，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民进参与发起组织了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民进、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盟、民建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积极响应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号召，协助上海市学生联谊会组织交通、沪江、复旦、之江、圣约翰、光华、东吴及储能、南洋、光华附中、民治新专等二十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马叙伦、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等还接连发表文章或谈话，支持上海工人组织的反战同盟。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还参加了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在“六·二三”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身受重伤。和平请愿运动失败的挫折使得民进领导人更加坚定反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统治。为了壮大力量，民进谋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发展会员，而作为民进重要分会的民进港九分会，就是在民进为争取民主而不懈斗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成立的。

　　二、 港九分会成立前的政治形势

　　1947年10月起，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并强行勒令解散。同时，对民进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进行公开诬陷，并加以迫害。为应对白色恐怖，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民进被迫以化整为零、分组活动的方式转入地下活动，继续从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动群众的工作。民进主要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掩护下，先后撤离上海，于1947年冬先后到达香港。他们在港积极开展活动，成功地吸引了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民进周围。王绍鏊等民进领导人，还特别注意物色志士同仁，并及时地将他们吸收到民进组织之中，使香港迅速成为民进开展活动的新基地。与此同时，他们积极联络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寻求获得中共的帮助和支持。当时，中共直接指导民进的党内负责人是潘汉年，具体联系民进的中共党员有孟秋江、司马文森、温崇实等人。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香港迅速成为民主人士汇聚的中心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又一阵地，民进也逐渐在香港集结了必要的基干力量。所有这些，既适应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需要，也为民进在华南地区建立组织作了必要的准备。

　　（一）响应《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为了进一步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于 1948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号召”）。“五一号召”共 23 条，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 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代表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积极响应“五一号召”。电文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并表达了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的坚强决心。紧接着，各民主党派又先后分别发表了响应“五一号召”的宣言，民进是较早发表响应宣言的民主党派之一。

　　5月24日，民进发表的宣言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不仅坐谈更应行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为题，内中载道：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宣言》对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也发表了见解：“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更没有美帝国主义者阴谋魔手鬼祟出没的余地。因此，新政协必须产生各阶级各党派的政纲，以为互相尊重的契约，以为实现独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先决步骤。”宣言最后表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宣言反映出，民进在经过两年多的实际斗争考验后，已经能够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进一步强化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愿望和决心。

　　（二）参与“新政协运动”

　　1948年5月起，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相继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并就新政协的召集、组成、领导，乃至打倒国民党政权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报刊辩论等活动，史称“新政协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有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仍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指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此，民进领导人马叙伦予以了断然否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的为解放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而有武力的集团”，“是为国家人民而斗争的先锋集团”，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他认定，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救国的经济政策”。这种认识，不仅指明了民进在新形势下继续前进的方向，极大地影响了在港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为民进港九分会的筹建准备了条件。

　　三、 筹建港九分会

　　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的理事举行谈话会，一方面讨论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同时决定筹建民进港九分会，以扩大民进在港九及华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并推选孟秋江、司马文森、陈秋安、林伯子、王幸生、梁园、孙用均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

　　在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的直接领导下，1948年8月15日，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柯布连道8号三楼（时为华南救济会会址）举行成立大会。签名出席成立大会的有马叙伦、王却尘（即王绍鏊）、徐伯昕、司马文森、陈秋安、孟秋江、柯灵、梁纯夫、陈芦荻、谢加因、梁园、胡明树（即徐力衡）、沈稼耘、范兴登、孙颂平、王诚、卢宝贤、温崇实18人。大会由陈秋安主持，司马文森报告港九分会筹备经过，民进总部代表马叙伦致辞。陈秋安、梁园、梁纯夫、徐力衡、谢加因当选为民进港九分会首届理事，陈秋安、梁园、谢加因当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成立了秘书、宣传、联络三个小组，陈秋安为秘书组主任（组员为孙颂平、温崇实），梁园为宣传组主任（组员为沈稼耘、陈芦荻），谢加因为联络组主任（组员为林伯子、范兴登）。聘请司马文森为分会顾问。会议通过了经修正的分会简章。修正内容为：①全体大会每半年开会一次；②理事任期亦相应改为半年；③理事改为5～7人，常务理事3人。会上分发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草案，征询各会员意见。会议确定了理事会的会期：常务理事会每周一次，于每周星期五晚上7点30分召开会议；扩大理事会半月召开一次，由五位理事及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六位组员参加，开会的时间与地址由秘书处临时通知。会议还决定在两星期内由各组理事协助秘书组收齐会费。民进港九分会是民进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

　　8月20日晚7点30分，港九分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召开，陈秋安、梁园、谢加因等与会。会议决定暂用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会员的名义实行对外宣传，并发函通知各会员尽量介绍新人入会，发展港九分会会务。

　　8月27日晚8时，民进港九分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召开，马叙伦、陈秋安等11人与会。此次会议汇报了港九分会会员登记前要进行调查的意见，讨论了限期收回会员对“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草案”之原拟草案的意见，决定将港九分会简章第12条修改为“本分会简章经大会通过，呈报本部后施行”。会议通过了常务理事会的两个决议：对外宣传文件一律暂用“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会员”名义；为发展港九分会会务，暂定每分会会员需发展一名会员。会议对港九分会理事会议的议事程序、扩大理事会会议、常务理事会会议的召开时间作了规定和修改。会议还推选陈秋安参加星期座谈会，协助马叙伦、王绍鏊汇报全国民主运动近况，并对“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草案”各点进行了修改。

　　1948年9月7日晚8时，第三次理事会会议揭幕，梁园、谢加因等10人与会。会议期间，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分别报告了工作，其中：秘书组已收回会员对“行动公约与政治纲领草案”的意见，并已印刷好修正的章程；宣传组起草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时局宣言、对蒋政府改革币制的宣言及发表宣言等；联络组提出了希望多吸收工商界会员的意见。同时，陈秋安、徐伯昕作了民主运动情况报告。国内国际时事报告由梁园主持，讨论了从新政协发展到联合政府的路径问题。大多数代表认同渐进式的路径，即先经政协协商，再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继之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等全国军事、政治全面胜利后，再成立正式联合政府。此外，将理事会扩大会议时间调整为周六晚上7点30分召开，每两周召开一次。

　　四、 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与政治纲领》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召开了第四次理事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是经前几次会议的讨论和修改后获得通过的。文件全面、具体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①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②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③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文件同时还提出了民进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认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指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阶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联合政府的名称拟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并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这与后来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为《共同纲领》）的精神基本一致。这样正式、明确地表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态度，反映民进业已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

　　当时，渡江战役已经开始，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进入决胜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则在各地疯狂镇压爱国民主运动，香港局势也因之非常紧张。1948年底，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后，港九分会由陈秋安负责。为安全起见，陈秋安特地将港九分会成员名单和档案转移到九龙牛池湾其安化学工业社。在这段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港九分会在民进总部的领导下，既加强了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又在香港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开展了大量工作；既团结、争取了港穗两地文化界、工商界自由职业者及各阶层人士开展各项爱国活动，又利用香港建中商业学校，争取了不少进步学生，组织许多知识分子，有效地配合了华南地区日见高涨的解放运动 。

　　五、 开展政治宣传

　　（一）宣传民主革命

　　民进港九分会成员大多数是文化出版界人士，他们充分利用各自优势，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民主革命。

　　当时香港的儿童文学发展比较快，胡明树和许樨人是负责《华侨日报》副刊《儿童周刊》的编辑。《华侨日报》（1921—1995）是香港一份历史悠久的报刊，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副刊先后有《儿童周刊》《儿童天地》与《青草地》，其中，《儿童周刊》（1947—1994）办刊时间最长，前后48年。在1947—1949年间，《儿童周刊》上的文学作品主要刻画受压迫的童工和思想进步的新儿童两类儿童形象，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下，表达了创作者进步的社会理想，对当时读者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明树写了《大钳蟹》《小黑子失牛记》《初恨》等文章，以发表进步文章、书信交流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争取未来一代。主编《儿童文学连丛》的谢加因，也发表了《小米鼠》《阿丽奇遇记》《金鸭王子》《纸鸢》《也是国》等童话和童话剧《时间——生命的锁匙》等，主编《学生文丛》的陈芦荻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1946年5月创办的“南国书店”，是九龙第一家经销进步书刊的书店。当时在南国书店工作的范兴登（原名范有祯）等同志与香港“前进”“新民主”“智源”“学生”等比较进步的书店一起向海外、国内做了不少宣传工作。范兴登还因为出版《战斗的越南》《越南八月革命》和宋学苑“劳协”的《工人大团结》等书刊，被香港特务机构“东方行”多次传讯。“南国书店”还经多方面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向东江纵队输送了一批优秀青年，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此外，宣传组还决定创办机关刊物，并与“星期报”合作增开了“民主”副刊。

　　（二）抨击国民党的独裁政治

　　在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处于决胜阶段的关键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虽无力逆转在战场上的颓势，却变本加厉地疯狂镇压各地的民主爱国运动。为进一步掠夺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国民党当局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即所谓“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的比价兑收法币，并强行收购人民手中的金、银。对此，民进港九分会均一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所谓币制改革，港九分会揭露《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表面似为追求美元，内幕或有重要阴谋”，并于8月31日发表了《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声明指出：所谓币制改革，完全是南京政府进一步掠夺全国国民的财富、企图延长其独裁政权寿命的手段。在9月7日召开的港九分会第三次理事会议上，宣传组汇报了对蒋政府改革币制发表宣言的工作，强调要旨在于揭穿国民党独裁政府的阴谋。

　　针对国民党独裁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民进于9月17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学生》一文。文章控诉了国民党政府残害学生的暴行，指出：凡属爱国学生“所发动的‘抗暴’‘反饥饿’‘反美扶日’等运动，均被（当局）诬为被共党所策动，更诬爱国学生为‘奸匪’，而实行大屠杀政策。到了7月5日北平军警特务用机关枪射死东北请愿学生数十人和7月15日昆明军警特务围攻南菁与云大，死伤学生百余人，逮捕学生1200余人，独裁政府屠杀学生的暴行，已达疯狂的程度”。文章进而号召：“在这情势日益紧迫的日子里，我们除了将独裁政府杀戮教育、杀害青年的罪行揭穿，使全国人民、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人士，均能洞悉其虚伪与凶残的面目外，我们主要的任务在于和人民的革命力量更加团结起来，同时希望全国学生也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不畏强暴，勇敢地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加紧努力，才能够粉碎独裁者的进攻和迫害，才能够最后获得自身的安全保证，和获得自由民主的学习生活！”

　　1948年9月18日，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文章以纪念“九一八”事变17周年。民进在《华商报》发表了题为《民主党派警惕国人：新“九一八”又来临了，加紧努力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文章。文章告诫国人：“南京独裁政府，为要反对中国人民，保持四大家族的特殊利益，自然不惜把十七年来中国人民无限辛酸，抗战八年来的无数头颅，付诸东流！”文章进而指出，“正因为我们人民的胜利已日益接近，独裁政府反动派的挣扎也愈益激烈，其出卖祖国利益也愈更彻底。”文章最后号召“一切爱国人民，如果不愿再做亡国奴，就应该更加团结起来，更坚决和人民的革命力量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奋斗争取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把日本战犯与内战战犯一起交给人民去审判”。

　　10月10日，民进一方面和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为纪念双十节联名发表《告海外同胞书》，一方面指出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卖国反人民的独裁政府，号召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人民包括海外侨胞，赶快行动起来，为彻底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新政权而斗争。

　　（三）揭露帝国主义阴谋

　　致力于揭露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是港九分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梁纯夫继1948年元旦在《华商报》发表《为人民大翻身服务》一文后，又于7月11日在《华商报》头版发表了题为《论大西洋集团》的重头文章。这篇文章针对性之强、篇幅之大、见解之深刻，无不说明它是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战斗檄文。文章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大西洋集团”的由来及“西欧联盟条约”签订一事。文章指出，“大西洋集团”是以大西洋沿岸一些国家为主体，主要包括东欧新民主各国以外的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所有欧洲国家，全部美洲国家（参加“西半球联防条约”的各国和加拿大），以及所有这些国家的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而东方国家只不过是从属。签订“西欧联盟条约”是“以反共反苏来达到美帝国主义者来奴役世界人民和独霸世界的目的，或以奴役世界人民和独霸世界来达到反共反苏的目的”。文章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遇到的主要阻力来自于人民民主力量的有力反抗，从“大西洋集团”建立的“四个区域”“三个阵线”来看，1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加上各个地区人民民主力量的增长与反抗，所谓的“大西洋集团”占领的空间愈广，它所蕴藏的矛盾愈多。因此，就像“小孩子吹汽泡一样，愈吹愈大，也就是愈吹愈薄”，2因而难逃破灭之厄运。

　　1949年6月1日，在港创刊的《民主时代》杂志又发表了梁纯夫的《揭破美帝侵略东欧的阴谋》一文，该文最后指出，“中国人民民主新政权正在建造中，类似的麻烦也可能面对着我们，匈保的教士案无疑地提高了我们的警觉心。”毫无疑问，这类宣传有利于提高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警惕，增加努力建设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信心和决心。

　　（四）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港九分会宣传工作的核心内容。

　　中共“五一号召”发布后，马叙伦即在《群众》发表了题为《读了中共“五一号召”以后》的文章。文中盛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歌颂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法和“五一号召”，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是“胜利的檄文”。实际上，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民进已经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把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战斗任务，把共产党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了尽早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不懈努力。

　　从1948年8月起，在中国共产党的保护下，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爱国民主社会贤达陆续北上，安全进入了解放区。其中，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也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别于1948年10月、12月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后，由徐伯昕、陈秋安等同志具体负责港九分会的领导工作。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55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同日，民进在香港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表达了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和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的决心。2月1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通过新华通讯社通告上海、北平、香港各地会员，号召贯彻本会宗旨，为实现中共八项和平条件而努力。他们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以虚伪的和平，蒙蔽伪统治区人民，造成政治进攻之势，冀得片时喘息之机”，并提醒民进同志“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盖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 25日，陈秋安代表港九分会向总部复函，汇报了分会情况，表示分会会员“均能了解（真相），不受蒙蔽”。民进港九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也理所当然地将贯彻落实总部的通告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六、 推进组织建设

　　虽然民进港九分会存在的历史很短，但从成立之初就将推进组织建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这一阶段组织发展的特点是：充分发挥民进会员的影响力，积极发展会员，壮大组织。

　　在第二次理事会上，港九分会提出“为发展本分会会务起见，发动征求会员运动”的动议。为了确保组织发展的效果，会议暂定每位分会会员都有发展一名新会员的义务。经过各方努力，在第12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发展了朱亚德等4名新会员在《民进港九分会会员登记册》中，登记的会员（不含总会在港人员）为20人，其中1名女性（陈国容）。据统计，30岁以下的会员就有9名，占将近一半的比例，反映出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年轻。会员界别主要来自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其中：文化教育出版界为11人，占55%；工商界为6人，占30%；其他界别2人，占10%；没注明界别的1人。虽然这期间的组织规模不大，但却为此后的组织发展工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最初基础。

　　七、 建立工作机构

　　建立工作机构是推进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为此，民进港九分会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宣告成立了宣传、秘书、联络三个小组。其中：陈秋安为秘书组主任（组员为孙颂平、温崇实）；梁园为宣传组主任（组员为沈稼耘、陈芦荻）；谢加因为联络组主任（组员为林伯子、范兴登）。在第十五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又新成立了妇女组，由陈国容担任组长。会议还推出陈秋安、梁纯夫、陈国容为常务理事。对各小组的领导人员也进行了调整，变动的结果是：秘书组由陈芦荻负责，联络组由谢加因负责，宣传组由梁纯夫负责，妇女组由陈国容负责。

　　随着华南各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民进影响力的逐渐扩大，适时建立相关机构以完善组织的问题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在1949年1月22日召开的民进港九分会第十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梁纯夫关于推出负责人筹备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支会的提议。会议决定，推出梁园、徐力衡负责广西筹备工作，梁纯夫、陈芦荻、陈秋安负责广东的筹备工作，林伯子负责福建地区的筹备工作。随即，多项筹备工作开始进入紧张而有序的运作之中。

　　八、 筹建华南分会

　　为更好地适应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需要，进一步扩大民进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梁纯夫提出将民进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的提议。随即，港九分会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认同了这一提议，并提请总部决定。1949年2月中旬，分会理事会郑重向总部提议，将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4月2日，总部理事会议同意分会提议，决定改港九分会为华南分会。

　　为响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9年1月22日，民进港九分会举行第一届第十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徐力衡、陈秋安、梁园、梁纯夫，列席会议的有柯灵、陈芦荻、谢博君、陈国容、王诚、孙颂平、林伯子、范兴登、沈稼耘，会议主席为陈秋安。会议报告了各党派响应毛泽东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八项条件的情形，决定由宣传组起草响应文章。会议同意把梁纯夫关于将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的提议提请民进总部决定。秘书处提出吸收朱亚德、吕志澄、薛根康、招白平等4人为新会员。

　　在1949年2月12日召开的民进港九分会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上，陈秋安根据分会简章中关于“全体大会每半年开会一次”的规定，提出“半年已届，应否召开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会议议决通过。民进港九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正是据此而召开的。

　　1949 年 2 月 26 日，民进港九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于新豆栏上街 12 号（今广州市荔湾区十三行路豆栏上街12号）利济轩正式召开，有 14 人参加。大会最重要的决议是通过了“追认将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以便工作”的提案，讨论了“本会已改称华南分会，应如何加强华南工作”问题，决定将有关各项加强工作等具体事务交由理事会执行。大会改选了理事会。新改选的理事会即为民进华南分会第一届理事会。陈秋安、梁纯夫、陈国容、谢加因、陈芦荻当选为民进华南分会理事，林伯子、徐力衡为候补理事。

　　会议提出：“今后局势迅速发展，我们应努力于下列各项工作：①解放区工作紧张热烈，需要大家努力；②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③继续为反帝反封建民主事业而努力。”

　　同日下午，举行了第十五次理事扩大会议，即民进华南分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推选出陈秋安、梁纯夫、陈国容为常务理事。会议对理事进行了分工。会议还议决：各处先行拟定工作计划，在下次理事会提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华南分会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它将以更加完善的机制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