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存肝胆 江山阅鬓华——记民进港九分会创始会员范兴登
编者按:
1948年8月15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成立。今年是民进港九分会成立75周年。为深入开展 “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结合“作风建设”主题年工作,民进广东省委会开展了系列纪念活动,特设“纪念民进港九分会成立75周年”专栏,讲述部分民进港九分会创始会员的故事,以回顾创始会员留下的感人故事和光荣的历史足迹,深切缅怀民进先辈,弘扬先辈为国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敬请关注。
范兴登(1922—2002),男,汉族,广西桂平马皮乡人,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毕业。1948年加入民进,曾任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广东省委会副主委,民进广州市委会主委。范兴登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早期会员,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为统战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精力。
一、胸怀壮志,投身抗日救亡与反蒋民主运动
范兴登于1922年1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辈之前没有人读过书,全家含辛茹苦为着培养一个读书人,范兴登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1938年秋,广州沦陷,日本飞机在广西狂轰滥炸,在广西狂轰滥炸,正在桂平浔州中学读初中的少年范兴登立志报国,遂投笔从戎,报考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足迹遍及广西城乡,宣传群众,组织民众,动员参军,发动捐献,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2年,他到重庆就读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正值日本投降,他返回广西,不久到广州,转香港。26岁时,经司马文森和梁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参加了1948年8月15日在香港柯布连道8号3楼(华南救济会)举行的民进港九分会成立大会。在香港,他与胡明树、陈芦荻创办了《学生文丛》,向中学生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宣传活动;接办“南国书店”,出任经理,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其中包括陆诒编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因为出版《战斗的越南》《越南八月革命》和朱学苑“劳协”的《工人大团结》等书刊,被香港特务机构“东方行”多次传讯,每次范兴登都沉着应对,使敌特无机可乘,掩护了有关人员。南国书店还与进修图书馆合作向青年出借图书,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南国书店还经多方面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向革命输送了一批优秀青年,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在香港,民进组织坚持活动,每星期都利用晚上时间在陈秋安、马宝道家里开会,讨论时局,研究对策,范兴登是积极的参加者。在形势紧张,出现险情时,他与陈秋安及时把民进的档案转移到九龙牛角沱其安化工厂内,保护了组织。
二、立会为公,献身民进
范兴登26岁加入民进后,全心献身民进的事业。1949年广州解放后,他回到广州,40多年来,他从民进中央到民进广州市委会,一直从事民主党派的工作,为党的统战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
广州解放后,从香港回来的民进成员只有6人,范兴登是其中之一。1951年,许广平通过中央人事部,从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把他调到民进中央工作。不久又调回广州,担任广州民进秘书处主任,实际是担负民进广州市委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广州民进的主要成员是工商界人士,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很重视民主党派的工作,在有关单位成立了“协助民主党派发展”小组,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并介绍了42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教学骨干加人民进,其中有陆向苍、黎克明、邓宝华等,使民进增加了教育界成员,改变了以工商界为主的状况。当时民进广州市委会的第一届筹委会主任是陈秋安。陈秋安虽然当过岭南大学教授,但与工商界关系较多,民进在教育界发展成员则有较多困难。筹委会几经研究,觉得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比较合适。于是范兴登带着这个任务,与许广平一起在太平南路的白宫酒店第一次与许崇清交谈,许广平与许崇清是同胞兄妹,发展许崇清,在谈话时有所不便,主要由范兴登讲话。后来,筹委会把这一工作向民进中央反映,得到民进中央的关心和支持。经过多方工作,许崇清同意加入民进。
在筹备期间,范兴登经常到基层开座谈会,宣传民进的历史、性质、任务,吸收了不少人加入民进。有一次举办全市教师招待会,影响很大,到会数百人,都是各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和有名的教师,如张兴孝、沈琼楼等。会上,许崇清发表了讲话,民进的局面逐步打开,改组了筹委会。1953年2月22日,民进广州理事会成立,许崇清任主任。从筹委会到理事会成立,范兴登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在50年代,民进曾想筹建广东省民进组织,民进中央指定许崇清为筹备小组组长。但后来因政治运动,筹备小组停止了活动。直至1981年,民进中央重提筹建民进省组织的问题,并指定陈一百为筹备组组长。5月1日,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广州民进市委会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当时省筹委会没有专职干部,广州民进也只有17个工作人员,是省市两块招牌,靠广州市一套人马工作。
省筹委会成立时,只得一万元开办费,经费不多,怎样用在刀刃上是范兴登经常考虑的问题。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既是省筹委会,应该先添置些办公设备,像个样子。但范兴登不这么想,他没有用这笔经费购置家具和办公桌椅,改善办公条件。而是做好思想工作,把全部经费用于筹建地方组织,而省筹委会用的都是50年代留下来的旧桌椅柜子,没有添置一件新设备。
在筹委会领导下,范兴登是日常工作主要负责人,他奔波劳碌,积极工作,仅用了1年6个月的时间,带领筹委会的干部,在全省13个城市建立了组织,为健全省民进组织奠定了基础。
筹建地方组织,困难很大,但范兴登并不畏难。当时他已年近六旬,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奔走于全省各地。当时,范兴登紧紧抓住三点:一是争取当地党委和统战部的支持;二是争取有代表性的骨干人士参加;三是派出工作得力的干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趁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东风和省统战工作会议的时机,他积极与各地统战部联系,争取统战部门的帮助支持。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有些地方的个别同志还不了解民进,觉得“有民盟,为什么还要民进”,“民进要发展,只能是小学老师”,甚至不愿抽时间见民进的同志。但范兴登不气馁,硬是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直到该同志回来。他的热情、诚恳感动了地方统战部的同志,终于使这个地方的民进组织得以顺利建立。
为了把工作做好,范兴登和筹委会的同志,每到一个地方建立组织,都必定先反复讨论研究,思想认识统一后才出发。他们在工作中总结出“一字开花”的方法,即物色一个在当地有影响力的,能起骨干作用的人物发展入会,然后靠他开展工作,发展成员,建立组织。13个地方、大多数民进组织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而且地方支部建立后,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筹备阶段便直接由支部成立了市委会和县委会,大大提高了效率,加快了组织建设的速度,虽然每个地方的筹建工作只得100元的经费,就已经实现了开花结果。
用好干部也是省民进筹建工作顺利开展的原因之一。当时在筹委会的干部中有三位是共产党员:徐幽明、周绍尧、赖世芳,他们有着较高的觉悟和较强的工作能力,而且以他们是党员又是民进会员的身分到各地谈建组的问题,比较容易沟通,他们为民进组织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赖世芳还因此立功受奖。这也反映了范兴登善于使用干部的一面,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鼓励干部:
南粤早春须早种,萧萧战马奋奔蹄。
三、淡泊名利,求贤让贤
1950年,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范兴登是广东4个代表之一。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民进中央要广州选出一位年轻的候补委员,陈秋安找范兴登商量,要他担任,但范兴登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年纪轻,没有什么代表性,应找一位威信高,代表性强的同志。广州市召开人大、政协会议,他也总是再三推辞,让别的同志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50年代,民进广州市委会要他当秘书长,他认为自己是专职干部,能做事就行了,不必再担任什么职务。于是他把正秘书长的位置空着,寻找代表性强、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70年代,干部提级,但当时的指标只有40%,根据范兴登的表现,大家提议他升一级,即从十四级提升十三级。十三级是高干级,从十四级升到十三级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关键一级,但范兴登却没有要,而把这次提职机会让给了级别比较低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民进广州市委会原有的8位正副主委只剩下范兴登,其余的都相继去世。当时不少会员都提议让范兴登当主委,他又推辞了。范兴登积极向民进中央建议,请求选派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主委的职务。后来得到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的帮助,找到了陈一百。范兴登即带领全体常委上门拜访陈一百,恳请他担任民进的领导,陈一百研究了民进的情况和范兴登的为人,高兴地同意了。省筹委会成立后,陈一百到民进广东省委会任职,民进广州市委会的主委又缺了,范兴登任民进广州市委会主委应是顺理成章的,许多会员也都有这样的要求,但范兴登依然辞让,他觉得民进的主委应是一位在教育界有威望的人,于是他找到了廖奉灵。直到廖奉灵卧病以后,他才当了民进广州市委会的主委。
四、顾全大局,一片公心
反右斗争的狂风暴雨,对民主党派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大鸣大放的时候,有些基层组织自动召开座谈会鸣放,要求民进市委会派领导参加,面对这一情况,范兴登分析了形势,考虑再三,并为此召集专职干部开会,他认为:基层开这样会的具体情况和目的尚不大清楚,要领导去参加无非是为他们撑场面,要去由我去,其他正副主委不要通知他们参加,并宣布:谁请领导去参加谁负责。后来,市委会召开基层会议,研究讨论鸣放问题,他请陈秋安不要在会上讲话,由他来讲。他反复考虑,先写好稿子,小心讲述,然后又把讲话稿打印出来。当时,有些同志不理解他的做法,在会内指责他,但今天看起来,正是因为范兴登的稳妥做法,保护了会的领导。反右开始后,有些基层成员在运动中说是民进要求他们鸣放的。有关方面看了市民进下发的关于鸣放问题的文件和范兴登的讲话稿,才了解真相,从而减少了反右斗争对民进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党派受到猛烈的冲击。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没有把领导推出去,而是挺身而出,说自己是真正的当权派,“责任由我负,有什么事我来承担,不要去找别的正副主委的麻烦。”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动乱中,他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机关,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面对造反派的刀枪,他镇定地处理会的各种事情,保护了会的财物、档案。民进中央知道情况后,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孤臣孽子”,忠心耿耿为民进。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期间,民主党派又经受了一次考验。当时众议纷纭,思想混乱,有些人认为民主党派应明确表态,支持上街游行的学生,有些会员向民进广州市委会请示,应怎样看待事件。在这紧急关头,范兴登作为民进广州市委会主委,他没有回避矛盾,又一次挺身而出,坚持贯彻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州市委的指示,把定了方向,使民进广州市委会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受到了民进中央和中共广州市委领导同志的表扬。后来,有人向他问及此事,他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我只坚持一条,那就是坚信党的领导,始终和党一条心。
范兴登热爱工作,工作深入细致,关心同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响应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策划,带领机关干部开辟场地养猪。他还向养猪专家请教,从猪的配种到接生都亲力亲为,使民进广州市委会成为当时全市40个养猪先进单位之一。喜庆活动,会员们能吃上机关的猪肉也十分高兴。他一向重视基层工作,50年代经常深入基层。每次开大会,必首先到会,站在门口接待会员,一一与他们握手问候。当时会员有六七百人,他一见面都能叫出名字。恢复活动时,有次他参加一中学的小组讨论,大家阔别了10年,许多人见面都不认识了,他却能一一向到会者介绍,一位中学教导主任感动地说:“事隔这么久,还有人记得我,真感到组织的温暖!”正是由于他和干部们的努力,很快很多同志都回来参加活动,使民进这个大家庭又充满了生机。
五、殚精竭虑,积极办学
发挥优势,服务社会,是民主党基本职能之一。民进的优势在教育,但当时民进广州市委会正忙于民进广东省委会的筹建工作,是“两块招牌,一套人马”,没有力量搞办学工作。直到民进广东省委会成立后,才抽出力量开始办学,此时已比广州市的兄弟党派迟了两年多。
在范兴登的关心、支持下,民进广州市委会办起了两间学校,一是侨光财经学校,二是培才文化技术学校。范兴登担任两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为办学工作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由民主党派承办政府办的学校,这在当时,是全省第一间,对改变政府包揽办学,开拓多渠道办学,是一个大胆的有益的尝试。这与范兴登的领导、关心与支持分不开。两校学路之广,规模之大,在社会上是颇有声誉的。民进中央给予他们先进称号,市教育部门也给予他们先进称号,民进广州市委会也因为办学成绩卓著,为教育改革作出了贡献而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表彰。
民进办学的成绩,范兴登功不可没。他强调办学工作首先要讲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端正了办学方向;他选派了有魄力、有经验的同志担任学校领导,形成了坚强有力的校领导班子;他鼓励创新开拓精神,调动了办学人员的积极性;他具体帮助学校解决办学工作中的不少困难和问题。为了搞好办学工作,他经常让出自己办公用的车子,供两校外出联系工作;他甚至连自己的办公室也让了出来,自己到小阁楼办公,使学校解决了办公场地的问题。后来民进广州市委会搬到广州大道中39号民主大楼新址办公后,他毅然把北京路全座五层办公楼,700平方米面积全部给两校办学使用。有人对他说,北京路是黄金地带,要是把北京路的大楼租给别人开商场、办公司,一年少说也有一百几十万的收人,自己干手净脚,何必这样辛苦去办学。民主党派的干部只取国家工资,没有什么奖金来源,生活是比较清苦的,这个提议应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范兴登却一笑置之,他说:“办学是为国分忧,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无价之宝,要我放弃办学,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的。”
来源:根据《天地存肝胆 江山阅鬓华》等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