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里的浓浓亲情


来源:本网 作者:刘浪 编辑时间:2018-11-01

  

  

  孩提时代,过年吃年夜饭算是最盼望的一件事了。在我的记忆里,最早的年夜饭印象就是“五斤猪肉过个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猪肉价格先是七毛三,后来又涨到九毛八,不是一般人家能吃得起的。所以“五斤猪肉过个年”就成了我们村里人的口头禅和习俗。那时,父亲是一家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工资32元。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在农村带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猪肉对于我们这样清贫的人家,算是奢侈品了。

  有一年过年,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到了腊月二十九还没回来,母亲对我们说:“你爸爸不回来过年,年夜饭就将就一下吧。”其实,因为爸爸没回来,家里已经没钱买肉了。准备年夜饭时,我们几个围着灶台馋得直哈气,母亲想到我们没肉吃非常痛心,于是从来不求人的她跑到村长家里,说尽了好话,终于借了半斤猪肉回来。晚上,正当我们围坐在桌前,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那一小盆猪肉炖大白菜时,父亲冒着严寒进了屋。看到父亲回来,我们都很高兴,更高兴的是父亲居然带回来几斤猪肉。父亲说,这是单位发的年货。本来雨大,又没车,不回来了,但看到这猪肉,他就马不停蹄,硬着赶了几十里的山路走了回来。

  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年夜饭。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想到这,我总是对我的父亲母亲充满了温情。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建制撤销,他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到一个国营农场工作。那时侯,老百姓的日子已经明显好了起来。在我们那个农场,除了种植棉花外,几乎家家都搞起了副业,养起了猪、鸡和鸭等。“五斤肉过个年”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1983年春节,因为大哥当年要参加高考,母亲想把大哥转到一个好的学校读上一学期,以便高考的把握更大些。托人一打听,转学加各种费用差不多得交三千多元,那一年是荒年,田里的农作物收成不好,家里也仅存两千多块钱了。我和两个姐姐都在上学,费用也很大。为了大哥的事,母亲和父亲起了争执。父亲说,算了,别转了,就要到春节了,总得留一些钱过年。母亲说,钱借一借,省一省就有了。没钱过年,就过简单点,老大的前程是大事。最后,父亲听从了母亲的话。那年的年夜饭,我们吃得很紧巴,虽然也象征性地摆了一桌子菜,但我们都很懂事地对那些荤菜不动筷子。因为我们知道过了初一,就会有亲戚朋友来拜年,荤菜我们不吃,就可以用来招待客人。情况也确实如此,年夜饭的鱼就留下来招待了两回客人。第一回招待客人吃去一小层;第二回,母亲回锅时将两条鱼翻了个身,又招待了一回客人。

  那一年的年夜饭有点特别。直到现在,已经出外工作多年的大哥还常回忆起这事,连说是为了他亏欠了弟弟妹妹们。

  进入九十年代,杀猪过年成了新的习俗。那时的猪没有现在的饲料,都是靠农作物和剩菜剩饭来喂。年初抓头猪养,年尾下来也才二百多斤。条件好的人家将猪杀了,全部用来过年; 一般的人家卖掉半边猪,留半边猪过年。新鲜的,加上腌制的,够一家老小吃到正月十五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家的年夜饭也因为有了充足的猪肉变得日渐丰盛起来。猪肉在父母手里变成了很多花样,除红烧外,还有炒肉丝等多种花样;除咸鲜味外,还有糖醋味道的,我那时最爱吃的就是糖醋排骨。除了猪肉以外,家里养的鸡鸭等都派上了用场。年夜饭往往最少都有十二或十四个菜。家境好的大户人家吃年夜饭,一张大圆桌摆开,光是菜就上了二十四道,特别热闹和喜气。

  1999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那年的年夜饭,面对着父亲的遗像,尽管我们强作欢颜,母亲还是突然站起身,抹着眼泪说:“少了一个人,我真的不习惯。”于是,我们面对着满桌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胃口。

  2000年,一直漂泊在外,居无定所的我带着妻子来到广州。2002年,我的儿子在广州出生了。经过一年多的打拚,我的工作终于稳定下来。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有一点可能,我都会带妻儿回老家陪母亲一起过年,吃年夜饭。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独住。平时,儿女们天南海北,只有在吃年夜饭时,一家人才能聚在一起。每当这时候,母亲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但看到我们吃着热气腾腾的年夜饭,看着春节联欢晚会,一家人笑语欢歌,母亲说,这是她最幸福的时侯。

  2004年春节,我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于是,和妻商议后临时决定,初一再回家过年。当我打电话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一直盼我们回去的她明显地失落。母亲说,年夜饭都赶不上,你们就不要回来了。我知道,在老家,传统的年夜饭才象征着过年和一家人团聚。为了图省事,也为了省几个小钱,其实我们是在伤害老人的心啊。于是我连续三个晚上在广州东站游荡,终于弄到了三张回家的卧铺票。

  由于火车误点,到了家乡的县城已经是三十下午,没有车了。听说我们到了县城回不来,大姐夫立马高价租了一辆小车,一直接到县里来。当晚到了家,母亲、大哥、大嫂、两个姐姐,小姐夫,所有的侄男侄女和一桌丰盛的年夜饭都在等着我们。我们满身的疲惫倾刻烟消云散。我看到母亲开心地笑了,眼角挂着幸福的泪花。

  2007年,小侄来广州上大学,哥哥一家也来到广州工作。快七十的母亲跟着两个儿子,第一次出了趟远门,来到广州和我们同住。此时,我的生活条件又有了改善,在广州买了房,开起了小车。当年过春节,母亲和大嫂承包了年夜饭,但母亲因为岁数大了,动作明显没有以前利索,菜的口味也不如往日的好,加上吃完饭,母亲抢着收碗,显得很疲倦,很劳累。于是,我决定来年的年夜饭不在家里弄了,去酒店吃。

  第二年的年夜饭,我提前在小区附近的一家高档酒店订了席位。母亲说:“过年到酒店过,这算哪回事啊?”我解释说:“妈,你也改变下观念吧,这在城市很平常的。以前你儿子没钱,现在咱也不是太穷。就去酒店过个年。”母亲说:“过年就是一家人关起门自己吃,到酒店那么多人看着多难为情啊。”妻子笑:“妈,是包房,没人留意你,放心吧。”

  在包间,上头汤的时候,母亲捞起一块肉连着壳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我说:“鲍鱼。”母亲一愣,“这就是海鲜吧?”我说:“是”,母亲再问我,“这多少钱一桌啊?”我说:“1680元。”母亲的勺“叮当”一声掉到碗里,摇摇头,说:“太贵了。”但随即母亲又长叹一声:“要是你爸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

  是啊,父亲如果健在,看到我们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看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富足,看到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和谐社会向前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他一定会像我们一样地高兴;而我们,也会因为父亲的健在,在年夜饭里收获更多的亲情和幸福!

 

  作者系民进广东省委会参政党理论研究会成员、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公益路43号花都自来水有限公司办公室刘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