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里的浓浓亲情

　　孩提时代，过年吃年夜饭算是最盼望的一件事了。在我的记忆里，最早的年夜饭印象就是“五斤猪肉过个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猪肉价格先是七毛三，后来又涨到九毛八，不是一般人家能吃得起的。所以“五斤猪肉过个年”就成了我们村里人的口头禅和习俗。那时，父亲是一家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工资32元。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在农村带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猪肉对于我们这样清贫的人家，算是奢侈品了。

　　有一年过年，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到了腊月二十九还没回来，母亲对我们说：“你爸爸不回来过年，年夜饭就将就一下吧。”其实，因为爸爸没回来，家里已经没钱买肉了。准备年夜饭时，我们几个围着灶台馋得直哈气，母亲想到我们没肉吃非常痛心，于是从来不求人的她跑到村长家里，说尽了好话，终于借了半斤猪肉回来。晚上，正当我们围坐在桌前，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那一小盆猪肉炖大白菜时，父亲冒着严寒进了屋。看到父亲回来，我们都很高兴，更高兴的是父亲居然带回来几斤猪肉。父亲说，这是单位发的年货。本来雨大，又没车，不回来了，但看到这猪肉，他就马不停蹄，硬着赶了几十里的山路走了回来。

　　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年夜饭。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想到这，我总是对我的父亲母亲充满了温情。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建制撤销，他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到一个国营农场工作。那时侯，老百姓的日子已经明显好了起来。在我们那个农场，除了种植棉花外，几乎家家都搞起了副业，养起了猪、鸡和鸭等。“五斤肉过个年”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1983年春节，因为大哥当年要参加高考，母亲想把大哥转到一个好的学校读上一学期，以便高考的把握更大些。托人一打听，转学加各种费用差不多得交三千多元，那一年是荒年，田里的农作物收成不好，家里也仅存两千多块钱了。我和两个姐姐都在上学，费用也很大。为了大哥的事，母亲和父亲起了争执。父亲说，算了，别转了，就要到春节了，总得留一些钱过年。母亲说，钱借一借，省一省就有了。没钱过年，就过简单点，老大的前程是大事。最后，父亲听从了母亲的话。那年的年夜饭，我们吃得很紧巴，虽然也象征性地摆了一桌子菜，但我们都很懂事地对那些荤菜不动筷子。因为我们知道过了初一，就会有亲戚朋友来拜年，荤菜我们不吃，就可以用来招待客人。情况也确实如此，年夜饭的鱼就留下来招待了两回客人。第一回招待客人吃去一小层;第二回，母亲回锅时将两条鱼翻了个身，又招待了一回客人。

　　那一年的年夜饭有点特别。直到现在，已经出外工作多年的大哥还常回忆起这事，连说是为了他亏欠了弟弟妹妹们。

　　进入九十年代，杀猪过年成了新的习俗。那时的猪没有现在的饲料，都是靠农作物和剩菜剩饭来喂。年初抓头猪养，年尾下来也才二百多斤。条件好的人家将猪杀了，全部用来过年; 一般的人家卖掉半边猪，留半边猪过年。新鲜的，加上腌制的，够一家老小吃到正月十五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家的年夜饭也因为有了充足的猪肉变得日渐丰盛起来。猪肉在父母手里变成了很多花样，除红烧外，还有炒肉丝等多种花样;除咸鲜味外，还有糖醋味道的，我那时最爱吃的就是糖醋排骨。除了猪肉以外，家里养的鸡鸭等都派上了用场。年夜饭往往最少都有十二或十四个菜。家境好的大户人家吃年夜饭，一张大圆桌摆开，光是菜就上了二十四道，特别热闹和喜气。

　　1999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那年的年夜饭，面对着父亲的遗像，尽管我们强作欢颜，母亲还是突然站起身，抹着眼泪说：“少了一个人，我真的不习惯。”于是，我们面对着满桌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胃口。

　　2000年，一直漂泊在外，居无定所的我带着妻子来到广州。2002年，我的儿子在广州出生了。经过一年多的打拚，我的工作终于稳定下来。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有一点可能，我都会带妻儿回老家陪母亲一起过年，吃年夜饭。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独住。平时，儿女们天南海北，只有在吃年夜饭时，一家人才能聚在一起。每当这时候，母亲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但看到我们吃着热气腾腾的年夜饭，看着春节联欢晚会，一家人笑语欢歌，母亲说，这是她最幸福的时侯。

　　2004年春节，我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于是，和妻商议后临时决定，初一再回家过年。当我打电话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一直盼我们回去的她明显地失落。母亲说，年夜饭都赶不上，你们就不要回来了。我知道，在老家，传统的年夜饭才象征着过年和一家人团聚。为了图省事，也为了省几个小钱，其实我们是在伤害老人的心啊。于是我连续三个晚上在广州东站游荡，终于弄到了三张回家的卧铺票。

　　由于火车误点，到了家乡的县城已经是三十下午，没有车了。听说我们到了县城回不来，大姐夫立马高价租了一辆小车，一直接到县里来。当晚到了家，母亲、大哥、大嫂、两个姐姐，小姐夫，所有的侄男侄女和一桌丰盛的年夜饭都在等着我们。我们满身的疲惫倾刻烟消云散。我看到母亲开心地笑了，眼角挂着幸福的泪花。

　　2007年，小侄来广州上大学，哥哥一家也来到广州工作。快七十的母亲跟着两个儿子，第一次出了趟远门，来到广州和我们同住。此时，我的生活条件又有了改善，在广州买了房，开起了小车。当年过春节，母亲和大嫂承包了年夜饭，但母亲因为岁数大了，动作明显没有以前利索，菜的口味也不如往日的好，加上吃完饭，母亲抢着收碗，显得很疲倦，很劳累。于是，我决定来年的年夜饭不在家里弄了，去酒店吃。

　　第二年的年夜饭，我提前在小区附近的一家高档酒店订了席位。母亲说：“过年到酒店过，这算哪回事啊?”我解释说：“妈，你也改变下观念吧，这在城市很平常的。以前你儿子没钱，现在咱也不是太穷。就去酒店过个年。”母亲说：“过年就是一家人关起门自己吃，到酒店那么多人看着多难为情啊。”妻子笑：“妈，是包房，没人留意你，放心吧。”

　　在包间，上头汤的时候，母亲捞起一块肉连着壳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我说：“鲍鱼。”母亲一愣，“这就是海鲜吧?”我说：“是”，母亲再问我，“这多少钱一桌啊?”我说：“1680元。”母亲的勺“叮当”一声掉到碗里，摇摇头，说：“太贵了。”但随即母亲又长叹一声：“要是你爸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

　　是啊，父亲如果健在，看到我们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看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富足，看到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和谐社会向前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他一定会像我们一样地高兴;而我们，也会因为父亲的健在，在年夜饭里收获更多的亲情和幸福!

　　作者系民进广东省委会参政党理论研究会成员、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公益路43号花都自来水有限公司办公室刘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