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率先引领近代中国城市的整体进步

　　每一座区域中心城市都有着非凡的经历，有着历经波折与自我成全的过往。广州也是这样。近代以来，每当中国社会发生变革之际，总能看见广州的身影。

　　没有典籍，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近代史的来龙去脉，也就没有广州的价值。

　　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在物质财富集聚的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精神要素，这便是城市的品质与城市的文化。精神要素沿着时间纵轴，以不可逆转的方向演进，后代的精神要素更新或取代着前期的，每一种随着时代而产生的人类需求，就像一层层文化图层，不断叠加、不断消解，也不断传承、不断融合，构成了我们今天丰富多彩的城市现状。

　　广州站在时代的潮头，把一座城市的发展引上了现代化的路径。广州不仅仅是充当了一种现实的角色，而且实践了一种命运的承担。

一、

　　广州的城市精神便是创新变革、敢为人先。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开始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开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期间两千多年中发生的众多巨大变化，广州都没有机会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直到19世纪中后期，这座南方的城市才站在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聚光灯下。

　　谁在冥冥中操纵城市的命运？让曾经的王谢堂前变为寻常人家，让雕栏玉砌幻化为不堪回首的旧梦，也让有的城市完成蜕变逆袭成功，所谓命运弄人，也可以是运势弄城，而这种命运的狂风暴雨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

　　面朝大海，广州自古以来就没有关上开放的大门，西方的冲击在18世纪中后期变为侵略，之前的数百年，广州得益于开放带来的兼容务实。

　　1579年，对天主教传入中国内地作出巨大贡献的著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曾先后在广州居住和传教。自新航路开辟到鸦片战争爆发大约3个世纪的时间里，绝大多数西方耶稣会传教士都是先到广州再到国内其他地方。传教士罗明坚送给广东制台陈文峰一台有车轮的大自鸣钟，广州人便首先仿制，当时修钟、造钟都以广州最早，“广钟”在全国的知名度甚高。

　　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把种牛痘的方法传入广州，之后的一年里，广州种痘的小孩约有数千人。皮尔逊医生写有《种痘奇方详悉》一书，还教会了他的广东徒弟海官，30年间受益人数达到100万，种痘之法还由海官传到国内其他省份。

　　1807年，第一位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便是广州，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译为中文并出版，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此为第一份中文月刊。

　　1827年，中国内地第一份英文周刊诞生在广州，英国人马地臣在中国广州创办了《广州纪事报》，撰稿人有英国传教士马利逊等。

　　1833年，中国内地第一所影响较大的西式医院诞生于广州，德国传教士郭雷枢在广州开设了一间眼科诊所，专治眼病、脚病及其它各种疾病。

　　1846年，裨治文所著《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在广州出版，全书分27节，历述美国疆域、早期历史、土著居民、工业商业、政府法律、宗教语言、文学教育等，这是鸦片战争前后最早系统介绍美国历史地理的中文著作。梁廷楠写《合省国说》，魏源作《海国图志》，其美国部分，皆主要参考此书。

　　1851年在广州出版的《全体新论》为合信所著，这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两广总督叶名琛取《全体新论》书中插图，分列八幅，刊于两广督署，并翻刻全书，广为传布。此书对中国医学界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广州近代城市文化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借翻译西方著作传播最新科技思想，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城市的整体性进步：在城市繁荣、市民自由、生活富足等方面，广州推动了城市现代化朝着一个全社会均衡发展的方向前进。

　　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广州的领先得益于两个优势：一是选择权，二是可塑性。

　　回头来看两百年前，在近代时局转折当口，世界城市变化的潮流是什么？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渴望：推动城市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混乱走向有序，从蒙昧走向科学。

　　历史提供给广州的机遇便是文化选择权。

　　作为南大门，广州优先赢得了“一口通商”等等与世界对话的机遇。很多时候，机遇是建设性的，但有的时候是破坏性的。对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的广州来说，近代文化的蜕变过程伴随着坚船利炮和屈辱血泪。

　　远离京城、远离皇帝的个人意志，使得广州获得了城市的可塑性，广州有了城市独立走向成熟的可能性。自公元前214年建城，平民性作为城市文化中自发生长的部分，一直占据了广州文化的主导地位。广州自主选择以商业为平台与西方合作，使得城市保持了商业繁荣，确立了千年商都地位的不间断，孕育了以市民为文化主体、以商贸为文化动力的发展机制。

　　梁启超把自己身处的时代命名为“过渡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

　　中国城市在近代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经历着梁启超所说的“过渡”，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按照西方已经成功的现代化道路，走过坎坷和曲折。现代化对于旧中国和旧广州而言，是一次痛苦的蜕变，大的方面包括生产方式的工业化、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生活方式的西方化等等。

二、

　　广州在近代史上的领先，是率先将城市由“古城”转变为“新城”，由一个传统城市转变为一个近代城市，广州在这一过程中完美转身。与古代文化不同，近代城市文化之所以标新立异，是因为在文化内容、形式、主体等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点：

　　首先，在基础设施方面，城市与乡村分离。1921年，广州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市政府，率先在国内以城市的理念建设和管理城市，广州成为近代中国资金、物流、人才的重要集聚地之一，马路、桥梁、铁道、电讯、航运等现代化设施的建设，逐渐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得城市变得更加繁华、更加文明、更加宜居。

　　其次是城市意识的萌芽。城市中拥有了乡村欠缺的公共文化，如公园剧场等公共空间、报纸刊物等公共舆论、集会运动等公共社交，“城市人”形成了独特的观念形态，包括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等等，以开放、理性、兼容为标榜的“城市人”有别“乡村人”，这是在封建时代未曾发生的文化差异。

　　第三是经济运作方式产生变化。与乡村的耕作不同，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工厂为代表的大工业、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和以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出现在城市。

　　考察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广州城市转型，无法离开岭南文化的大背景。近代，岭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无论在政治思想、工业生产还是在金融商贸、城市建设等领域，代表人物既集中又突出，具有全国范围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是国家追求富强、人民追求幸福，此时的广州作为城市的样板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化来自广州近代文化的开创性、引领性，广州文化的“创新”品质在近代达至成熟，形成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创造新文化的胆略，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开辟探索风格。近代城市文化的核心是科学、民主、理性，科学、民主、理性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必须学习和引进，时势要求广州文化具有全方位的开放性和吸纳性，才能完成民族振兴的重任。

　　检索特定历史时期的轨迹，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广州在经济、思想、政治等领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展示了敢为人先的引领态势。

　　在金融商贸领域，从1757年开始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结束，广州的“一口通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封闭中的开放、拒绝中的合作、歧视中的来往，是1842年以前广州对外贸易、对外文化碰撞的基调。

　　“一口通商”形成了长达85年的广州对外贸易体制，这一体制被洋商称为THECANTONSYSTEM，广州贸易体制是防范型、制约型、管理型的，主要内容有四个：一是由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也由粤海关来管理行商；二是由十三行与外商进行交易，并由行商来直接管理、约束来华交易的商人和船员；三是黄埔港为外国商船指定停泊的码头；四是澳门为广州的外港，来华商人和家人须居住在澳门。

　　外来的冲击也带来了领先的反应。以金融为例，清末广州金融的飞速发展是对外贸易繁荣的结果，由于清政府并没有外汇管理体系，对外贸易使得市场上同时存在中外两大金融体系，自1825年开始，输入中国的洋银就有西班牙、智利、秘鲁、墨西哥、美国等国家的银元。为了抵制洋钱大量进入流通市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以英国设备、西洋技术制造银铜钱币，勘地建厂，命名为“广东钱局”。广州是中国最早设厂用专用造币机器生产仿西式钱币的城市，率先打破了传统浇铸造币工艺，创造了以枚（圆）计价的中国银元。

三、

　　在思想教育领域，近代知识分子率先在广州推广新思想，一方面是穿旧鞋走新路，采用传统的传播方式——教育来宣传新思想，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穿新鞋走新路，采用新锐的传播方式——新闻报章来宣传立宪主张。

　　对于怀揣立宪梦想的政治家而言，通过封建专制培养出来的国民是无法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近代广州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早期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意识到个人对于社会担负的责任，用教育、新闻等手段影响普罗大众。

　　位于广州的万木草堂是康有为讲学的场所，是其培养人才和宣传维新思想的基地。从1891年至1898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堂授课，宣传变法救国思想，扛起了维新变法的大旗。之后他和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一批弟子从广州出发北上，启动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城市管理领域，西方的要素在广州城市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广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主政的地方官如两广总督劳崇光、陶模等，虽说善于与西方势力打交道，懂得灵活处理外交事务。而真正非常熟悉西方文化，能把西方城市建设中的优势和长处移植到广州改变城市面貌的管理者，要到民国初年才出现，他们是孙科、刘纪文、林云陔等一批最早期的广州市长。

　　1921年，广州市政公所改组为广州市政厅，市政厅下设公安、财政、教育、工务、卫生和公用六个局分线管理行政事务，孙科被委任为首任市长。由专业人才执掌市政是近代城市发展提出的需求，在1920年代，这样的做法在国内具有示范效应。

　　广州市政厅六个局的主官全部是“海归”，市长孙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财政局长蔡增基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工务局长程天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公安局长魏邦平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卫生局长胡宣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一年后，黄炎培在《一岁之广州市》中归纳了广州五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尊人道，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二是言论自由，广州市有日报三十三家之多。三是整风纪，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四是提倡工会，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五是街道干净卫生。城市根本性的蜕变由此而生效。

　　广州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城市，“护法运动”时期，中山先生与北方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直接对立，在南方城市中，广州是共和最坚强的根据地，因此，护法运动将大本营设在广州，不仅方便运动筹划和军事指挥，市民的思想也同时得到了洗礼。

　　对于广州，孙中山情有独钟，始终认定革命只能依靠南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孙中山总结道：“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拔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南方。”

　　每一个城市都有机会引领社会的进步，只有那些不断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变革的城市，才能总是站在时代浪潮的风口浪尖，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带动着周边其他城市的进步，为世界所瞩目，这正是近代以来广州经历的发展过程，这也是近代以来广州不断地孕生发育发展完善成为一座重要的和了不起的城市的发展历程。

梁凤莲：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博士、研究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