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阳：洋务运动是封建治理体系变革的先声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社会实践，是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治理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建设成为工作中心，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更偏向好的一面。笔者试图从全球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一大进步。

　　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仅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人力。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科技服务于政治，未能大量运用到社会生产上。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心价值系统，重天人合一，重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所谓明道德之善而非求科学之真。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但历史总是依照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又一轮王朝循环。然而自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及文明示范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的历史走向。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内部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觉悟到中国对西方有不能不学之处，而所要学的即是西方之技术。于是，在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倡导和主持下，洋务运动应时兴起。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最初两家也是手工业生产，没有使用机械动力。但以后建立的诸厂均一开始就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技术，以至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力输入中国之后，必然会逐渐引起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在“商战”的过程中，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洋务知识分子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这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事实上，洋务派也正是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洋务派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是大有补益的。

　　洋务事业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它是与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即使是无心插柳也结成柳成荫的果。

　　因此，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也为中国现代化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是近代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一次伟大的治理体系变革，虽然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流于失败但其现代化开创的意义深远。

作者：蔡伟阳，潮州民进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