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杰：新诗与政治：一个应坦然面对的话题
政治，在《新华字典》中的定义是：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个人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从语法的角度分析，政治是个中性词，不同的国家模式和社会构成，在生存和发展中都离不开各自的政治信仰和体系。但不知为什么，在不少研究中国诗歌的专家学者论文中，政治却成了一种评价作品成败的审美障碍。凡是与政治有关的诗一概都在贬斥之列。相反，那些主张远离政治、完全沉溺于自我封闭状态的诗，才是所谓“纯诗”，除此之外，都是“政治宣传工具”。
某诗评家在最近发表的1949-1976年期间诗学研究论文中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的新诗主张，总体上确立了1949-1976年间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的大致走向：即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诗人和文艺工作者要加强思想改造，要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与群众密切结合。”在这个前提下，“受那个时代政治环境与主流意识的影响，更多的时候是呈现单一化、政治化的美学特征。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身处巨大的政治旋涡中难以自拔，很多重要的诗学问题被搁置。”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众所周知，自1949年建国以来到1966年“文革”发生的十七年间，我国的新诗创作和诗学探讨一直处于蓬勃向上的繁荣活跃期。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走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道路，这一点都没有错。就新诗而言，这一期间的中国诗坛，可谓百花齐放，硕果累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写出了经典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又接连推出了《五月端阳》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向昆仑》等新著和许多颂扬石油工人的抒情诗篇;在抗战年代以《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给战斗者》等吹响反法西斯号角的田间，又出版了《赶车传》等长篇叙事诗;那一时期杰出的叙事长诗还有阮章竞的《漳河水》，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动荡的年代》，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乔林的《白兰花》，王致远的《胡桃坡》，以及根据少数民族传说创作的《阿诗玛》《百鸟衣》等。这一时期的抒情诗也涌现出大量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佳作，如臧克家的《有的人》，李季的《柴达木小唱》《致北京》，郭小川的《望星空》《林区三唱》，艾青的《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启明星》，贺敬之的《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花的原野》，张万舒的《黄山松》，沙白的《水乡行》等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都是在这一时期脱胎而出，至今仍在民间广为传诵。但就是因为这些佳作都被认定有政治色彩，被那些过于痴迷于西方现代诗歌的诗人专家们贬之为“非诗”。在这些人的眼里，凡是歌唱共产党，歌唱人民领袖、歌唱祖国、歌唱社会主义、歌颂英雄模范等内容皆不可入诗，这样的诗就是“政治工具”。而那些挖空心思的委琐、晦涩、庸俗、下流、含沙射影骂党、辱国的文字垃圾，反而被捧为“真正的诗”。
古往今来，真正有生命力的好诗，都展现了各个不同时代的政治背景。屈原的《离骚》，就是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经典之作。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居易的《长恨歌》，陆游的《示儿》，岳飞的《满江红》等，无不闪烁着鲜明的时代政治特征。建国十七年的新诗创作并非像某些专家所言不屑一顾，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政治抒情诗很多，从思想到艺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缪俊杰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诗歌卷总序中谈到建国十十七年产生的文学作品时认为：“不可否认，我国文学确实受到政治的制约，也或多或少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新中国的作家，大多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他们的作品，“在广阔的生活层面上，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向旧世界宣战和创造新社会制度所经历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是反映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别的时期、别的国度的作家创作不可取代的。”“从总体来看，我们应当对新中国文学作公正的评价，而不应该在无视历史和否定历史的偏见支配下，否定我们新中国文学的辉煌历史和丰硕成果。”这是非常负责而客观的论述。
新诗与政治，不应该势不两立，也不可能被彻底隔离。我们从许多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可以看出，那些力图完全摆脱政治的“纯诗”其实一点都不纯，夹杂了伤害眼球的沙子和污染心灵的浊物。与我国传统的“诗言志”和真善美的诗学鉴赏原则相比，这些所谓“纯诗”的作者不惜为假丑恶招魂，使笔下的诗歌成了一堆没有风骨支撑的行尸走肉。建国后的十七年，我国从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路求索和奋进，其中还经历了抗美援朝等几场战争，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就不可能赢得今天的新时代。治理国家，绕不开政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我们也不可能疏远政治。文学创作自然也不可能与政治绝缘。那些喋喋不休鼓吹写诗要“去政治化”的人，同时也大肆宣扬“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谬论，其实这也是赤裸裸的政治主张，只不过代表的是另一种政治利益罢了。建国十七年，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领袖和人民的诗，其中有的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诗歌，有的谱成曲子举国传唱。加深了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真情，激发了全国各民族共同走向繁荣富强的自信和自豪感，这难道应该指责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作中，被公认写得最好的诗就是歌颂林肯总统的《啊，船长，我的船长》，为什么我们歌颂自己的领袖的作品就成了“政治工具”?就要屡遭嘲讽打压，这岂非咄咄怪事!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为诗歌与政治的和谐交融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为政治抒情诗在新时代的繁荣注入了充足的能源。新时代的诗人和诗评家，应当坦然地面对新诗与政治的话题，不要再将二者刻意切割和分离。我们要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就必须为最能体现主旋律、正能量的政治抒情诗正名，阻止对这种诗体的抹杀，为其扫除前进的障碍。我国的百年新诗，不就是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开始起步的吗?如果抽取了诗歌创作中的政治因素，就等于抽干了一个人周身的血液，将使新诗失去繁荣和发展的生命力。十月革命时期，前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为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树立了典范，显示了政治抒情诗特有的感召力。我国诗人学习和借鉴了这种体例，在建国十七年期间写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如石方禹的《和平最强音》，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回答》，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就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后期，围绕着共和国三大精神支柱的逝世和“四人帮”走向穷途末路，更是涌现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政治抒情诗创作春潮。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抄》，如一把把利剑出鞘，直劈向遮挡阳光的乌云，在全国引起的震撼性共鸣是空前的。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公刘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及食指写于文革期间的《相信未来》等，表达了亿万民众共同的心声。“文革宣告结束之后，经受过许多磨难的老诗人激情喷发，又写出了一批深受大众欢迎的政治抒情诗。如艾青的《光的赞歌》，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流沙河的《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老人与海》等，都抒发了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青年诗人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佳作连连，形成了一道雨后驾彩虹的好风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杨牧的《我是青年》，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王怀让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张学梦的《祝福祖国》等，使直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上有所创新的新诗，又有了发展的好势头。但似乎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新诗创作开始大规模向西方现代主义转向，颠覆传统的吼声不绝于耳。崛起的现代派们又拿政治说话，对凡是涉及政治色彩的诗作横加挞伐。上述某诗评家在概括了1950-1976之间大陆的“诗人和理论家身处巨大的政治旋涡而难以自拔”的基本状况之后，认为这一期间在大陆以外的台湾诗坛，“却能发现一片与大陆诗学界全然不同的景观”。在论述了台湾诗歌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过程之后，最后的结论是：“现代主义诗潮在台湾虽有所式微，但地火却越过了台湾海峡，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对岸燃烧起来，“朦胧诗人”与“第三代诗人”的崛起，则使大陆诗坛在80年代后呈现全新的景观。”
所谓全新的景观是什么状况，无须争论，事实已经明摆在那里：在台湾红了一阵的现代主义诗歌走向式微之后转向了大陆，于是出现了大陆各种现代诗派的“伟大崛起”，各种强调远离政治大我、忠于个人小我的文字游戏一哄而起，不讲形式语法，不论思想内容、无视公德规范的极端自由表演一时成了竞相模仿的基调。写诗的越来越多，读诗的越来越少等怪现状，就是这么发生的。台湾已经式微的，我们再来火一把，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大量无法读懂的现代诗充斥了诗坛，占去大半壁江山。这样下去我们还有文化自信吗?难道我们只能靠迎合西方的需要，重走我们发展经济初期“三来一补式”的仿制加工老路?
文化自信一旦丢失，政治自信也必然会发生动摇。这就更加警醒我们的诗人不能丢掉政治信仰和诗言志的民族传统。即使单从贯彻双百方针的角度考虑，我们也不能让政治抒情诗这朵香花从此凋零。千万不能对关系到自己国家命运的政治形同陌路，敬而远之。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也应该是真正的“中国制造”，只有这样才能扬我国威。我们在新时代的进军步伐中即将迎来国家七十大庆，五四爱国运动百年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等值得放声歌唱的日子。希望政治这个概念一如既往地成为诗歌创作的动力，而不是压抑诗歌创作的精神障碍。
作者：冯永杰 中国作协会员 深圳新诗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