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何微二三事

　　父亲何微一生酷爱读书，同时也爱藏书，在他的藏书中，最多的是线装古籍，其中也有不少善本。父亲调动工作到西安时，随身所带的衣物只有一箱，而装书籍的却有二十几箱。这件事，在当时新闻出版界传为佳话。

　　但是，父亲带到西安的这些珍贵的书籍，却未能逃脱厄运。文革时期，焚书开始了。红卫兵疯狂的抄走了父亲的藏书，可能是由于书太多，他们勒令父亲把余下的书自行销毁。记得父亲在“销毁”这些线装书时，脸色痛苦而凝重。他用捡到把这些书裁成几块，放进厕所纸盒中，他痛苦的对我们说：记住!你们所用的每一张手纸，都是无价的啊!

　　父亲不仅自己爱读书，也鼓励我们读书，并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在我们的童年时代，父亲为我们买了许多国内外的童话书。他还买了许多国内外的著名画册，并让我们认真阅读这些画册。上中学时，我所在学校就离中苏友好图书馆不远，我在那里办了一张借书证。每次我都会借许多“大块头”的文学书，父亲曾检查过我所借的书，发现都是国内外的名著，就鼓励我继续去借书。就这样，在父亲的鼓励支持下，我到高二的时候，几乎把当时所能读到的国内外的名著读遍了。记得上初二的时候，有一次，我从父亲的的书架上拿了一本鲁迅的《呐喊集》，父亲看到有没有说什么。后来，我把书又放回了书架上，父亲问我：看懂了吗?我不好意思的摇了摇头，父亲说：以后再读就会懂的。真的，高中阶段，我就把当时所出版的鲁迅的文集全部读完了。

　　父亲有位战友的儿子是个画家，他为父亲画了一幅油画：父亲坐在阳台的竹椅上，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一本书。阳台上放着一盆君子兰，暖暖的阳光洒落在花上。斜照的阳光勾勒出父亲脸部明显的棱角，更凸显出父亲文人的精神气质。这幅传神的油画现在还挂在父亲曾经读书的书房里。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妹都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书已经成了我们离不开的良师益友，这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办公室的老师要用小轿车送我去火车站(当时，我父亲是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但是，我父亲坚决反对用公车，他硬是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父亲在西安工作时期，用笔名石冷发表了许多杂文。文革开始，父亲因文遭祸，被造反派打成陕西的“三家村”，惨遭迫害。文革结束后，父亲又开始发表杂文。我曾问父亲，你难道不怕再被打成反动文人吗?父亲表情严肃的说：“我从来就没有怕过!也有人劝我不要再写杂文，我告诉他们，只要我老何还活着，我还要写下去。”后来，父亲又写了不少杂文。父亲过世了，为我们留下了数十篇杂文。这些杂文，现在再看，对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反腐败还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我曾与父亲讨论过新闻的党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父亲认为，党性与客观性应当是一致的，这是实事求是。我想父亲提出一个问题：当党性与客观性发生矛盾而不可调和时，应当坚持什么?父亲坚定的说：当然是客观性!我又问了一个当时新闻界流行的一种说法：搞新闻，要生存下去，可以出卖“一点灵魂”。父亲说，我理解提出这种论点的人的苦衷，但是，我对我的学生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我都不会讲出“出卖灵魂”，而是要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

　　这是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情。父亲在主持陕西日报的工作时，亲自撰写了许多篇评论员文章。有一天，他突然让我给陕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我非常兴奋，两天后把文章交给了父亲。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发表，而且父亲也不再提起这件事情。数年后，我提起这件事，父亲才告诉了我原委。他说，一是，你写的是口号式的文章，缺乏论点论据，太空，不实在。二是，即使你真的写的很不错，我也不能在报上发表，这是原则问题。则很难过如我开头所说，这件事影响了我一生。从那次事情之后，我再写文章，都坚持不说空话，不讲假话，力求写出实实在在的好文章来。

　　注：何微，教授，山西祁县人。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豫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太岳分社社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