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风骨、命运或者轮回
一个恒定的时间轴，一个大同小异的语境，肯定也是一种一脉相承的文化，就足以把我们运转回过往。
或者，某种艺术的演绎或者呈现，对历史某一点某一时段的聚焦或者放大，对事件以及人物的烛照以及凝眸，就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时人对以往的审视进而判断，关注什么?追问什么?进而求索什么!
以看戏的名义，戏，或者剧，此刻，在虚设的背景下，携我们的观感和情绪往回走，走回时间的深处，在某处特定的场景前停下来，用有所取舍有所侧重的编排，用有所鄙薄有所彰扬的好恶，来诱导我们一起感悟、一起嗟叹、一起唏嘘。此刻的肃穆和谨严，如是，风光与明亮委实不多，击节而歌的喜庆原本也是不多的。
这也算是一种招魂吧。以文化之名，以看戏之实，去回望，去思考，去或喜或悲或畅快或伤怀，奢望多一点的话，就去为反思招魂吧。
也就是说，文人的命运，或者文化的命运，由谁主宰呢?时间，话语权，命运，还是假时间之名暗渡陈仓的轮回?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全是。
文人的命运，文化的命运，这两者的涵盖面实在是说大就大、说小就小，难以简明廓清。问题是，它们是物还是什么?是一个附庸，还是一种摆设，是不可匮缺的内容，还是挥之溃散的存在。有时，它们真的很重，那分量足以顶天立地恩泽千秋，有时，它们又实在很轻，轻得命悬一线，或者形如镜中月水中花。在那么庞杂的建构里，在那么沉缓的去来中，其实一直都存在着，文人，文化，也许是少不了的点缀，无论怎么匪夷所思，差异不过是——盛世的时候是一朵花，凋零的时候变成了一摊泥，荼蘼从来是有时效的。
历来的记载多少让人心酸，进而语塞。文人，尤其是有风范有风骨的文人，活一趟，多半是活得挤挤挨挨的，被时间挤压，被命运挤压，甚至被良心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气咻咻得无从释怀，诗词歌赋充盈着难以消减的慨叹。哀莫大于心死一说道出了真相，活法再怎么千姿百态，似乎也逃不出那劫数的把玩。
委曲求全，什么意思呢?是意味着把心肝脾肺都折叠起来，或者拧成什么都不是的形状，随物就形随遇而安，见风转舵识时务实，或者让心肝脾肺都下坠至尘泥，以求苟延残喘。
忍辱偷生又是什么意思呢?胯下之辱，被剥夺之辱，失尊之辱，等等，都咽下去，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换取浮生。这种交换，非人非物，几乎是豁出去了，也算是很决绝吧，只是有光彩吗?有凛然的大义在后面撑着脊梁骨吗?没有!肯定没有，交换就是买卖，拿走的空缺是要用生的一部分来抵押的，是要用暗无天日的坠落来偿还的。
说什么尊严，多么迂腐又那么不可企及。这忍辱之下，这苟且之下，活着之下，此时，心里还有没有火苗呢?那朵火苗哪去啦?怎么才能不熄灭，如何才能不熄灭?这时候，要么是骨性，要么是命运，兴许能产生一点作用。
那朵火苗在，兴许希望还在，隐忍地活着的念头才在，即便变疯了变傻了，只要能活着，那朵火苗不灭，那么活着再负重，再装疯卖傻，也甘认作使命，也尚存有守望。
可要活着也不容易啊。非常时期的活着，只能在残损中，用自虐或者自残来瞒天过海，用披麻戴孝来守候心心不息。
即使不是看戏，那震惊也往往来自于正视，文字有录，历史有载，这个队列的名单竟然这么长，千百年过去了，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自觉有使命的活着的坚守中，屈辱地承受着命运一次再次的折腾、磨砺，甚至是无情的击打，猪狗不如的种种的考验，如同让肉身在烤炉里淬火，让脆弱的骨骼接受翻来覆去的摧残，尤其是在精神上先自宫然后自慰。那耻感洪水滔滔，竟然顺着时间的河床哗哗漫溢。
他们被不动声色的命运摆布着，前赴后继地作着替补，这个队列名单上的人，可都是赫赫有名、彪炳千古的呀，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永、苏轼、辛弃疾、文天祥、蒲松龄、吴敬梓……一个一个又一个，竟然不能幸免于这种以煎熬裁夺为方阵的队列。
其实，时间的流淌不算短了，千百年过去，多少代人更迭了，要是流芳也已千古，要是遗臭也该数百载了。这个似曾相识的轮回竟然还在延续着，让注视的时人心惊肉跳、惊悚无措。
这是否，一种风骨，一种文化被成全、被成就为自身的代价呢?或是以百炼成钢为手段的定律呢?这就是文化的承传接替必定要历炼的动荡吗?当然，这都是后人置身事外给出的说法。只有魂魄，偶尔从远古回来，偶尔上身，偶尔现世。
且慢，这命运的播弄为什么这么陈腐呢?几乎没刻画出什么新意，让一个人从腾达处跌落，让一个人从得意中落难，或者让一个人憋足一口气久经考验，死却死不去，活又活不转，历经起伏，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
戏里演来，这部演得入木三分出神入化的、浑身无一处不是戏的话剧《伏生》演道，要么焚书坑儒，要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么安享尊荣，要么弃如尘泥。王晓鹰导演说：《伏生》，由伏地而生到挺立于天地，这是一种生命状态，也是一种文化状态，它显示了生命的坚韧，也实现了文化的传承。
戏说人生，戏说历史，也少见这样的担承，这样的大义，在这样自得其乐厚颜无耻的所谓的小时代里，这么沉重的探问，沉重得有点无由之至，这是真的吗?简直是稀罕之极。
这也还是在说戏，极端的去来，钟摆的效应，比如说柳永吧，也是戏里的柳永、越剧里的《柳永》，一身的缩影几近于几个时代的读书人的影像，起起伏伏硬是脱不了悲凉，得意与失意的轮番上演，竟然只是一种预谋的播弄，几近有一个无形的操盘手，把历代接踵而至的读书人一一地把玩其中，其中真意就那么简明吗——为什么读书一定要优则仕，才算是有一个认定的结果?为什么读书而最终为官为宦才能修成正身，才算是花开蒂落光宗耀祖不辱门楣?为什么没有皇命钦定就没有前景，也就注定没有归途?文化的纯粹，文人的纯正，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被阉割。要不然，这些文化中的人，这些人的文化，已全被驱赶到一条单向的车道上，没有认定，就没有栖身之命，连活着也是奢侈。
时间的延伸变成了这样一条无形的大河，吞噬了一代代文人的豪情壮志天赋才华，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人格的完满、风骨的齐全好像并不那么重要，只要是关乎个人性的东西，或者关乎学问追求终极目的之类，那么，个体就变得轻如鸿毛无关要义，体制的需求或者权力的需要，足以席卷一切，也遮蔽一切。
所以，柳永纵情肆意时，放浪不羁时，显得那么的有板有眼很形格很酷毙，而一旦要按图塑身，要按皇命金谏的法度去打扮自己，要去献媚要去邀宠要求攀附的时候，就立时变得那么的没品没格委琐遁形。若要是人，若要是有那么些文化，清醒的时候也该是有点良知的，也该是知道好歹的，也该是有自尊有颜面的，设若这一切全可弃如敝屣，全可视如粪土，那么，所谓的纲常大义也就成了虚置的幻影。见利忘义、见鬼变鬼、投机取巧、丧尽天良之类，又算什么呢?不过是戏法而已，既然天堂与人间与地狱不再有界线，既然颠倒混淆成了常理，还有什么不可横行无忌的，无耻本来就是无耻的通行证。
且慢，还是心存一念的，那朵火苗也不该轻易熄灭的，不然薪火相传何以为继?天理何存?也许既为读书人，既为文化人，从四肢到脊梁按理就应该是挺立的，而不应该是委坠的，不然，这太辱没文化二字书本二字了，也太辜负普通人的念想与寄望了。
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一如时间的大河吞汲了岁月中多少的东西，活着的或者早已没活着的，也还是无动于衷啊，这没有表情的大河只不过是用轻佻的波光反射着天光月色，河床里的淤积却从来是不为人所知深浅的。
亦如人，千古流传的多是美名，亦如史，多是选择性的记录与记忆。
再说回戏里的焚书、坑儒吧。那名叫伏生的父亲的痛、丈夫的痛，失子、丧妻，远不及自我毁灭惨烈，忍辱了还得故作麻木，故扮所谓的深明要义，脊梁骨塌下来了，脊椎滑脱还错位了，这足以碾碎所有的强悍尊严，本来生命就是不堪一击的，从来命如纸薄，一撕再撕就碎成片了。又何足道什么精神、什么灵魂!
这时候，死算什么，活下去才真的是要忍辱负重了，这可是水炼油煎的负重，那颗心不金浇铁铸还撑不来，那心里装着的家国之愿才能让那火苗一直一直地闪着，那要做回一个真正的“人”的夙愿的火苗也一直一直在闪着，那可是一个愿意担承衍传文化的“人”的火苗啊。
那是绝望中的一点亮光，那是被唾弃中开始的祈祷。
史剧是一种真诚的注视，看戏也是，我们必得注视，注视是敬重，注视也是自省的警醒。王晓鹰导演说：当生命承载了文化，生命便有了特别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有了坚守与隐忍，有了困境与抉择，有了难以承载的剧痛，有了放射异彩的荣耀……其实，生命只有承载了文化，这个生命才有资格称之为“人”。
这样的活着，原来这么沉重，活着比死去从来承担更多，揣一朵飘摇的火苗的生比自弃的行尸走肉、比撒手放弃的死惨烈得多，自然也了不起得多。所以，敬畏从来不是廉价的，敬重也是，那是一种自始至终的、心甘情愿的仰视。
活着不让火苗熄灭，这时候，仰望什么呢?依恃什么呢?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地演进着，也就是说世事的轮回谁也无法挣脱，冥冥之中乾坤就清澄了，尘埃也落定了，扰攘从来是人世的扰攘，世道从来是嘈杂的世道。
历史的一页一页都是这么翻过去的，它打扰不了时间，时间的驾临总是凶猛无敌的，它打扰的不过是记忆，以及记忆里的清爽，或者还有清静。
是被尊称为人的人才有条件做回人，是虫子就不需要什么条件就可以转身做回各式虫子，或者做回畜生也罢，什么都好，只要有那么一个时段的朗朗山河、拂拂清风，就好。
所以，注视之心始终是放不下的，读史也好，观戏也罢，怎样用所余不多的慧根去悟透各种版本呢?拿起，还是放下，谁还不得在尘世里走一趟，完成生之任务，有可能的话才能做一回自己希望成为的真正的“人”，像王导演所说的，承载了生命价值的人，承载了文化衍传的人。
谈什么身世凄凉，谈什么遭际坎坷?谈什么时运飘零?时间面前，弹指挥间，灰飞烟灭。命运还是轮回?轮回面前，或许沉冤昭雪，或许清白现世，或许正气人间。
那就把自己祭奠给时间吧，别无选择，也无从选择。
那么，命运呢，命运真的很重要吗?那么，轮回呢?
答案在哪?也许，就在正视里。正视有着更多的坦然与诚意。
只是，唯有承受，也唯有负重，才是漫漫征途，没有起点，也许也没有终点。
注：此文原载于2015年12月24日《南方日报》A25版人文海风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