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民进前辈交往的故事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叙伦向毛泽东反映学生健康水准下降的情况。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感觉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和重托。
马叙伦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五年时间里，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与钱俊瑞、韦悫、曾昭抡三位副部长一起主持了改造旧教育、开创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还直接领导和参与了收回教育主权、改革学制、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等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工作。
1950年6月，马叙伦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知道后，旋即指示：“健康第一”。随后又说：“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
同年6月19日，毛泽东又写了封信给马叙伦，全信如下：
马部长：
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月11日，毛泽东得到中共华东局打来的一份电报，其中也提到有关学生的健康问题，于是他又马上给马叙伦写了一信，信云：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给马叙伦的信。
夷初先生：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附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敬礼！
毛泽东
马叙伦和教育部其他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被提到1951年8月政务院第90次政务会议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决定》中提出的措施，如规定学生自习时间、睡眠时间、体育文娱活动时间，减轻学生负担，改进学校伙食工作、卫生工作等在全国各级学校中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有了明显的改善。
1951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与雷洁琼亲切交谈。
雷洁琼是民进创始人之一，曾任三届民进中央主席和两届名誉主席。在雷洁琼走过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她选择了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其间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
1983年，在毛泽东九十周年诞辰之际，雷洁琼满怀深情写下《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一文。文中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缅怀他一生丰功伟绩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特别使我回想起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的幸福情景。”
在西柏坡雷洁琼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当时才五十几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随后毛泽东和大家共进晚餐。雷洁琼回忆说：“吃饭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同志和我们分别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同进餐。毛泽东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把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人的那种拘谨的心情也逐渐驱散了。”
晚饭后，毛泽东和大家进行了一席长谈，直到深夜才结束。雷洁琼回忆说：“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和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形铜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里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我们围绕着书桌坐下，亲切地交谈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对于谈话的内容雷洁琼记忆犹新。她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他以蛇和农夫的寓言做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毛泽东同志透彻地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指出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泽东形象生动的讲话给雷洁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学识渊博、高瞻远瞩则让雷洁琼钦佩不已，用雷洁琼自己的话说，“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增强了我对革命必将迅速在全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也更坚定我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此后直到去世，雷洁琼一直在践行自己回忆往事时发下的誓言：“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正在加强和发展。我决心以有生之年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民进中央原名誉主席赵朴初是民进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36年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负责收容工作，动员、组织青壮年参加新四军。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与世界佛教界的交流日渐增多，赵朴初经常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友人。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的序言中曾提及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除了在哲学思想上的交流，在诗歌创作上赵朴初和毛泽东也有过一段佳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赵朴初针对国际时事，先后写了《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以极其犀利的语言、辛辣的幽默和入木三分的讽刺，深刻揭露当时反华小丑的面目。这三首曲子传到了毛主席的手上，毛主席十分欣赏，亲自写了“某公三哭”四个大字作为总标题，让报纸发表，让电台广播。一下子，《某公三哭》震动了文坛，轰动了全国。
许多人就是因为知道《某公三哭》，而记住了赵朴初的名字。周恩来知道赵朴初在诗词创作方面的造诣后，更是亲自做介绍人，推荐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