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童书往事

　　郑振铎是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与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大家不知道的是，郑振铎年轻时曾热衷为孩子们编写读物，不仅留下诸多趣事，还对中国童书出版作出过筚路蓝缕的贡献。

　　1921年，郑振铎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铁路局工作，但他志不在此，很快就辞职进入上海《时事新报》担任编辑。他在副刊《学灯》新辟《儿童文学》专栏，主要发表由他主持的文学研究会会员的作品。这个专栏被看作是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第一个儿童文学专栏。虽然仅办了两个多月，却受到小读者欢迎。

　　同年，郑振铎经好友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不久加入孙毓修的《童话》丛书编辑团队。郑振铎续编《童话》第三集4册，其中包括《猴儿的故事》《鸟兽赛球》《白须小儿》《长鼻的矮子》。儿童文学评论家蒋风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中评价：“《童话》丛书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最早的一套大型的专门性的儿童文学丛书，其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包括用白话写作的形式，及拥有广泛的小读者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地位。”

　　1923年，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他从第17卷第一期起专门设立“儿童文学”专栏，开了现代中国在大型文学刊物上设立儿童文学专栏的先河，意义深远。

　　郑振铎创办《儿童世界》在中国出版史上传为佳话，他也被称为讲童话的“大孩子”。1922年，这个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24岁“大孩子”，独当一面创办《儿童世界》。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专业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儿童世界》每周一期，郑振铎付出了大量心血，开头几期内容，大部分由他一人撰写。除了自己创作的童话、图画故事外，他还改写、引进不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从欧洲古代的《伊索寓言》《列那狐的故事》，到日本民间故事《竹取物语》和安徒生、王尔德等人的童话。

　　郑振铎还充分发动自己的人脉，请好友作家许地山提供儿童歌曲，还请许地山的哥哥许敦谷为刊物画插图。1921年至1923年，许敦谷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儿童世界》绘制了大量封面和插图作品。许敦谷熟悉中西绘画语言，艺术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所以其插图往往能够引起儿童读者心灵的感动。郑振铎还以文学研究会为基地，动员叶圣陶、冰心、周建人等为《儿童文学》供稿，这些作家后来都为孩子们留下了经典传世之作。

　　《儿童世界》创刊伊始，郑振铎明确该刊内容分为10类，包括插图、歌谱、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滑稽画等（其余杂载、通信、征文等随时加入）。办刊过程中，郑振铎不断进行完善，增加彩色插图，材料多样化，手工、幻术、游戏、诗歌、图画、故事、戏剧、小说每期皆有；开设《问答》栏目，读者对《儿童世界》如有疑问均由刊物编辑详细答复；增加《儿童创作》栏目的篇幅，提高录用作品的报酬。

　　郑振铎1922年创作的《河马幼稚园》，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儿童图画故事，后起模仿者不计其数，100多年过去，现在此书仍在再版发行。

郑振铎创作的《河马幼稚园》至今仍在再版发行。

　　1922年，郑振铎在《儿童世界》专门开辟《图画故事》栏目，类似于现代的“连环画”。学者们普遍认为是郑振铎首次使用了“图画故事”这一称谓，他在《儿童世界》发表了《两个小猴子的冒险》《河马幼稚园》《爱美之笛》等46篇长短不一的图画故事，还涉及一些“无文图画故事”。郑振铎图画故事的内容主要包括：帮助幼儿学会管理自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向幼儿传授一些浅显易懂的生活知识、科学常识，进行知识教育；根据幼儿兴趣编写的游戏性质的故事；富于思想性、趣味性、知识性的长篇图画故事。其实郑振铎写了不止46篇，只是这46篇是比较典型的图画故事。

　　在这些图画故事中，以《河马幼稚园》最为著名，这是郑振铎写的最长的一篇长篇童话，也是现代儿童文学史上非常早的长篇童话之一。作品以河马夫人开办的幼稚园为背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虎儿、猴儿、猪儿、象儿、鹦鹉等小动物在校内外的各种生活趣事，十分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与兴趣爱好。

　　熟知儿童心理，富于儿童情趣，是郑振铎图画故事的显著特色。他的语言没有模仿儿童含混不清的“小儿腔”，也没有迂腐做作的成人调，而是经过精心提炼的口语，浅显、流畅，明白如话，满蕴着童趣，而又富有魅力。

　　1921年初，还在读大学的郑振铎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担任书记干事。文学研究会取得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其中之一便是对儿童文学进行了拓荒性的工作，并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儿童文学运动”。文学研究会主要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儿童刊物为阵地，集结了五四前后出现的一大批儿童文学家。

　　郑振铎以文学研究会为基地，以《儿童文学》和自己主编的其他刊物为阵地，聚集了茅盾、周建人、叶圣陶、冰心、夏眄尊、顾颉刚、胡愈之、赵景深、俞平伯、章锡琛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吴研因、许敦谷等都是从《儿童世界》开始崭露头角的。在此之前，中国也有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但是并没有大规模地集结或者说团结在一起。

　　郑振铎经常向文学研究会成员约稿。叶圣陶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就发表在《儿童世界》。据说1921年冬天叶圣陶就有写童话的打算，那时他是小学教师，有空闲，也有创作的灵感。正好郑振铎来约稿，他陆续写下《小白船》等23篇童话，陆续刊发在《儿童世界》上。1922年6月，叶圣陶完成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开山之作《稻草人》，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周建人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蜘蛛的生活》等自然故事，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科普文章，周建人也被公认为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茅盾曾编译16篇希腊神话与北欧童话故事，也全部刊发在《儿童世界》上，这是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向小读者系统介绍神话故事的开端。

　　在如今的童书界，“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已成普遍共识。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有这样的理念并非易事。

　　郑振铎在《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中最早给儿童文学下了明确的定义：“儿童文学史（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所能看的文学。”

　　由衷的热爱和多年的编辑出版实践，让郑振铎对中国儿童读物的现状有了深入的认识，加之五四时期接受西方传入的“儿童本位论”的思想，他后来写成了《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文中凝结了他十几年来对旧中国儿童读物的调查和思考，他犀利地指出：“我们如果把科学未废止以前的儿童读物做一番检讨，我们便知道中国旧式的教育，简直是一种罪孽深重的玩意儿，除了维护传统的权威和伦理观念（或可以说是传统的社会组织）以外，别无其他的目的和利用。他们是很早地便在训练‘顺民’，一个小小的‘顺民’……”“把儿童看作了缩小的成人，而以教育成人的教育材料和方法整个搬到儿童身上，像我们过去的儿童教育一样，却是绝对的错误”。

　　郑振铎提倡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文风为孩子们出版读物，他总结道“除了《三字经》等寥寥数书之外，凡蒙童读物几乎全是四言的”，还有如《千家诗》等一些所谓的“神童诗”，里面充满了浅薄的、悲观的作品，像“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封侯”“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等，“编者大约是一些不得志之士，故凭着自己的心情，来选择所喜爱的诗篇了。对于这些诗篇，蒙童们照例是囫囵吞枣似的背诵的，根本上不会领悟其中意义”。

　　对于传统的儿童读物，郑振铎并没有全盘否定，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他认为“神话对于丰富儿童的想象力，满足儿童对神秘精神的补偿有着特殊意义”。主编《儿童世界》期间，他呼吁人们为儿童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他把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当作儿童读物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他指出：“有许多流行于中国各地的故事是‘非儿童的’，是‘不健全的’，我们是十分谨慎地采用的”，“对于那种养成儿童劣等嗜好及残忍的性情的东西却要极力排斥”。他主张对民间文学进行适合孩子们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编辑加工，肯定我国古代民间童话中的宝贵遗产，曾撰写《螺壳中之女郎》《中山狼故事之变迁》《老虎外婆》等，探讨分析了田螺姑娘、中山狼、老虎外婆的形象与变体。

　　郑振铎认为寓言故事也是儿童读物不可或缺的内容来源，他主张在《儿童世界》宣言中明确把“寓言”列为儿童文学的主要文体，自此，寓言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在儿童文学的小百花园地里扎下了根。郑振铎亲自翻译了《印度寓言》与《莱森寓言》，还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七卷（1926年）刊登张若谷译的《拉风歹寓言》（即《拉风丹寓言》）。他又在理论方面对寓言的起源、发展、性质、特征、作用等做了全面探讨。他在《印度寓言》的序言中提出，把寓言供给儿童，是“很相宜的”，他们必定“十分欢迎”，“不大费力”就能阅读欣赏。郑振铎通过自己主编的刊物的传播与理论鼓吹，使寓言很快成为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儿童文学新文体。

1925年是安徒生诞生120周年和逝世50周年纪念，这时郑振铎已经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在他的策划下，《小说月报》史无前例地以整整两期的篇幅出刊《安徒生号》，这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从此之后，经过文化研究会成员的大力推介，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家喻户晓，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