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赴鹏程——马叙伦一家的“北上”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叙伦（一排左三）与家人在北京。一排左二夫人潘媞，二排左二马龙珮、

左三马龙环，三排左一寿墨卿、左二马龙翔、左三马龙瑞、左四马龙章、左五马龙潜。

　　2017年7月，我开始接触全国政协重点文史课题“民主人士秘密北上”，知道我是“北上”亲历者的后代，我的祖父马叙伦全程亲历了这段传奇壮举。

　　随着“北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在我眼前被徐徐拉开，我触摸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壮阔历史，同时惊讶地发现，除了祖父马叙伦，我的祖母、父亲、伯父、姑姑及姑夫等多位亲人都是“北上”行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暂远天伦乐”

——马叙伦率先启程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马叙伦即刻在《群众》杂志上撰文《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欢呼“太阳就要出来了！”认为“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全国人民一致在期望着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期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以启示，现在实现了”“‘五一口号’是对独裁政权下了另一个方式的讨伐令，它震撼了反动的独裁政权和他的集团的魂魄，等于一篇胜利的檄文”。

　　当时，在香港民主人士有一个著名的双周会谈，那段时间变成了连日会谈，5月1日、2日连续两天进行讨论。指出五一口号最引起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重视和兴奋的是第五条，中共坚持党派协商，组织联合政府，足见其不搞一党专政的诚意，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经过激烈讨论，与会李济深等12人当即决定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完成大业，并推荐马叙伦起草复电，即著名的“五五通电”。

　　随后台盟、民建、民进等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海外华侨等纷纷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在香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政协运动。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亲自拟定邀请名单，按照“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要求，组织实施了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秘密北上行动。中共地下党先后组织护送20多批、350多位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人士共计1000余人秘密北上解放区，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拉开筹备新政协的序幕。

　　马叙伦与郭沫若、许广平、陈其尤等是第二批从香港北上的。出于安全和保密的原因，当时很多民主人士都是抛家舍业只身秘密离开香港的，马叙伦也不例外。离港上船时，马叙伦既思念妻儿，又向往新中国即将诞生，曾赋诗提到：“南来岁将晚，北去夜登程。知妇垂离泪，闻儿索父声。戎马怜人苦，风涛壮我行……”“人民争解放，血汗岂无酬……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郭沫若先生奉和马叙伦两首，其中写道：“栖栖今圣者，万里赴鹏程。暂远天伦乐，期平路哭声……”船上的唱和，真实地记录下了一行人为了追求真理抛下妻儿毅然前行的决绝。

　　他们一行到达东北时，正值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捷报传来，马叙伦亲自执笔，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人民解放战争，未及三年，胜利无算……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马叙伦用“爝火”形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充分表达了他对共产党、解放军衷心拥戴之情。

　　在沈阳期间，马叙伦参与了很多重要活动。

　　1949年1月22日，马叙伦与沈阳、河北共55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声明”是我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集体以书面形式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明多数民主党派、众多民主人士已经公开站到中共一边，蒋介石已经成为孤家寡人，所谓“第三条道路破产”。

　　1月26日，马叙伦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34位民主人士应邀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在宏大影院（现址沈阳市文化宫）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发表演说并即席赋诗：“一堂敢诩群英会，个个都缘民主来。反动未消怀怒忾，和平有路扫尘埃。后至防风须就戳，末朝封建定成灰。矛头所向无天堑，听取传书奏凯回。”这首即席而赋的诗，代表了马叙伦和民主人士“北上”的初心，以及对胜利的信心。

　　1月31日，傅作义率众起义，北平和平解放。2月14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到沈阳迎接马叙伦及其他民主人士到北平共商建国大计，也带来了周恩来写给马叙伦的亲笔信。

　　2月23日，马叙伦等从沈阳南站（沈阳站现址）登上专列“天津解放号”离开沈阳，于2月25日抵达北平，投身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

　　马叙伦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参加了新政协、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对国旗、国徽、国歌、国庆日的设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并且在百废待兴的时刻，召回自己的子女，要求他们回来为新中国效力。

“阿爸时刻念娇儿”

——妻女秘密离港

马叙伦与女儿马龙珮

　　马叙伦是1947年底离开上海避居香港的，当时走得突然，他的夫人和年仅8岁的小女儿马珮（马龙珮）只好留在上海。

　　不久，马叙伦的女婿寿墨卿将母女俩送上香港阳春公司的货船到了香港，住在香港马宝路77号，其间民主人士经常到访，潘汉年等中共方面的人来的时候，马叙伦会专门交代马珮“跟谁也不许说这个人来过”。

　　1948年11月23日，马叙伦再次悄然离开在香港的家，秘密北上，夫人和年幼的女儿马珮再次被留下。

　　当时，马叙伦的长女马燕（马龙环）和丈夫寿墨卿也居住在香港，寿墨卿时任香港阳春公司经理，是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监事，他经常以其公司为掩护帮助中共香港分局做事。

　　1949年2月下旬，按照香港分局的安排，寿墨卿先把马珮和其母接到自己家小住两天后，将母女俩带到一个挺偏僻的地方，秘密送上一艘拉丁美洲小轮船离港。

　　同船的人比较少，马珮只认识吴羹梅和杨美真，两位都是民主人士。吴羹梅在日本留学过，回国后创办了中国标准铅笔厂，1945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杨美真是美国留学硕士，女权运动工作者、民建监事。马珮记得船上还有一位老人，岁数比较大，几个年轻人应该是中共安排的护送人员。

　　船在海上行驶一路颠簸，还要躲这个、躲那个。有一天，轮船遇到拦截，不得不停下来，大人们都躲到船舱底下去，只有马珮一个小孩留在甲板看着对方的船。对方的船离得不是很近，朝着这边打旗语，可是船上的人都不懂旗语，于是赶忙找来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本书，是关于旗语的，有些慌乱地翻看着。一边翻书一边讨论着，然后试着打旗语回应对方，马珮就在旁边看着热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终于糊弄过关了，对方船上的人让他们开走了。船开得并不快，要上岸时船上的人才知道是到了烟台。当时天下着雨，大船靠不了岸，于是下到了两头尖尖靠摇橹划的小木船上岸。一路上，大家不敢大声说话，匆匆赶到旅馆。

　　小住两天，转乘敞篷卡车，大家随身带着的都是些旧东西，几个大包袱，车上没有座，就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一路颠簸到了天津，后转乘火车于3月8日晚上10点多钟抵达北平。

　　马叙伦非常疼爱马珮这个最小的女儿，他秘密辞港北上到达沈阳后，常常拿出随身带着的照片。这次父女分别3月余，他思女深切，还赋诗寄情：“阿爸时刻念娇儿，小影频看欲抱持。”马珮和母亲被安排住进北京饭店，娇儿终得与慈父团聚。

“报国驰驱正此时”

——兄弟辗转归来

　　马叙伦的长子马克强（马龙潜）1932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国民政府任职。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痛感政府机构的腐败，要聘用正直的高学历优秀人才，建立好人政府，选中了马克强，聘其到实业部任职，先后任实业部商业司专员、越南海防华侨银行副总经理，其间他曾协助资源委员会组织运输物资，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后，他又担任实业部商业司司长兼商标局局长。但马叙伦不喜欢他在国民政府任职，他就此离开政府机构，转任中国银行副总稽核。解放前夕，他坚决拒绝跟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也拒绝去法国巴黎中国银行任副总经理。

　　马叙伦曾指示马克强，要求他利用在国民政府供职的便利，截下一批未运到台湾的钱币，交给新中国。马叙伦北上后，马克强又按照马叙伦的指示将分散在美国、缅甸等国家的其他子女全部召回，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3月，马龙章在“宝通号”上。

　　1947年末，马叙伦去香港前曾诗赠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幼子马龙章：“爝火偏争赤日明，鸺鹠当昼似妖声。每闻盗跖谈仁义，为学夷吾止甲兵。万里磷燃疑纵火，千家巷哭欲崩城。逃秦只是书生事，大业终期在耦耕。”马叙伦在诗中示意儿子学成后即去解放区，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中去。

　　1948年夏，沪港间的来往已受国民党当局的监控，而台港间尚为自由。交大毕业后，马龙章先由其大哥马克强协助暂时去了资委会所属的台湾造船公司，伺机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1949年3月，马龙章即按马叙伦离港前的安排，以母亲病危为由请假到了香港。

　　解放战争爆发后，除了大量民主人士避居香港外，还有大批文化文艺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前往香港。中共香港工委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以文化为阵地，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香港三联书店成立于1948年10月，它成立后不久，就接到任务：通过商业关系，租船护送留港的大批文化人士北上，所租用的船是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

　　1949年3月中旬，马龙章搭乘“宝通号”向着解放区出发了。同行的有著名演员张瑞芳、漫画家丁聪、文学家杨翰笙、人民诗人臧克家、大导演史东山等家喻户晓的文化界人士和黄炎培、黄鼎臣等民主人士以及香港达德学院的学生、部分民主人士的家属等250余人，这是北上各批次中人数最多的一批。船驶过台湾海峡，众人的紧张心情顿消，气氛骤然变得轻松，大家在货舱甲板上举行了文艺演出。张瑞芳表演的抗战剧“放下你的鞭子”片段，强烈感染和冲击了同行的人。

　　船行7日抵达天津塘沽，此时，平津已解放，诸人于是经天津前往北平。马龙章和一部分人被分配住进前门外安平旅社，周恩来亲自到旅社逐房看望。在马龙章的房间，周恩来建议马龙章不要急于工作，先去东北解放区看看，这与马叙伦诗中所寄语中的“到解放区去、到人民大众中去”不谋而合。

　　4月22日，马龙章随吴羹梅任团长的“民主东北参观团”到了东北解放区，参观40余天。6月，由参观团党组织介绍在东北军区参军，到了我党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美式飞机机务人员短训班主课教员，负责培训美制P-51和C-46两种重要机型的外场维护人员，培养了一批初步具有现代飞机构造和维护知识、技能的机务人员，确保这两种机型在开国大典阅兵中顺利执行飞行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人民空军成立，马龙章被调去空军训练部任训练参谋。他还参与了极机密的训练计划、教学提纲制订和最早接触新的技术。在训练部的几年，除了日常参谋业务，他还承担《人民空军》和《八一杂志》的撰稿工作，尽其所能地为人民空军的初建作贡献。

　　1939年，马叙伦的六子马龙瑞刚从转到后方的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就被调到了红十字会，分配去云南边境从事抗“瘴气”及防病治病工作。马叙伦特意写诗赞其“诸儿唯汝最恢奇，报国驰驱正此时”。1944年，马龙瑞与王女杰新婚第十天，就被派往印度学习热带病防治，马叙伦得悉，深深理解新婚夫妻分离的痛苦，再次诗赠儿子“正是洞房花烛后，不堪仓卒上征途”，并且以民族大义鼓励儿子“一寸山河金万寸”“领头正数一枚梅”。

　　1945年3月，远征军撤回国内后，马龙瑞夫妇仍继续留在缅甸从事巡回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上海解放后，正在缅甸从医的马龙瑞夫妇接到马克强代父发来的电报：新中国急需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国家重建工作，请立即到上海找陈毅市长报到安排工作。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马龙瑞夫妇从缅甸回国“北上”赶往上海。马龙瑞就任上海市新成区（后撤区并入黄浦区）卫生局第一任局长，其妻王女杰就任上海市卫生局妇幼处处长，他们这类专业人才的就位，及时填补了当时上海急需的专业管理干部的空缺。

“听取传书奏凯回”

——五子绕路北上

马龙翔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留影

　　1945年，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选派一批中、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学习，马叙伦的五子马龙翔名列其中。

　　在抗日战争中，马龙翔常常看到敌人飞机猛轰滥炸，这深深刺激了他，因而立下志愿，要学习飞机制造技术，助力国家建立飞机制造厂和制造飞机材料的炼铝厂及铝加工厂，这个决心到美国后更加坚定了。

　　由于有色金属加工广泛涉及军工领域，美国雷诺金属公司曾以重金和全家移民的优惠条件挽留马龙翔留下工作。但他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于1947年秋天回到上海。

　　刚一回国，马龙翔便急切地去看望父亲。当时，马叙伦因“下关事件”受重伤一直未康复，十分憔悴，又面临国民党特务的威胁。父子久别重逢只能短暂倾诉，马叙伦拉着马龙翔的手说：“你从国外归来，我看你还没有染上一般外国留学生那样的习气。”然后就催促儿子尽快离开他那个正受特务监视、威胁的住处。

　　1947年10月，马龙翔离开上海，前往台湾高雄参与筹建高雄铝厂。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达到惊人的程度。大批美国企业、银行的代表团盯住了台湾。美国雷诺金属公司的老板也率团来到高雄铝厂，洽谈投资合办的意向。

　　代表团中的一位中国高级顾问亲自登门拜访马龙翔。像马龙翔这样在美国学习过的工程师，如果应对得当，肯定会被重用。但是，此刻马龙翔思考的却是：留在台湾？还是返回大陆？

　　1948年底，马叙伦离开香港时，曾致信马龙翔，要他选择自己应该走的路。另一方面，自从台湾“二·二八”起义后，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行日益加重，不仅检查来往信件，而且经常有人失踪，一切家用收音机的短波波段均遭切断。1949年4月的时候，马龙翔从同事那儿获悉，他的一位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同学在屏东附近被捕。这位同学到台湾一年仍找不到工作，曾给马龙翔写过两封信，信中说了一些怨恨的牢骚话，但他只收到了其中的一封信。屏东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基地，对函件检查特别严格，而且这种检查逐渐扩大至高雄，显然另一封信已经被扣留了，这事引起了马龙翔的警惕，也促使他决定了自己应当走的道路。

　　此时，蒋介石实施“闭港政策”，对大陆进行海上封锁和破坏，天津、上海等地虽已解放，但仍处于国民党海军封锁之中，广州尚未解放，台湾与大陆港口间的交通，均被切断，回返大陆仍只能取道香港。马龙翔以去香港探亲为由，并且故意向厂方提出预借两个月的工资作旅费。厂方没有理由拒绝探亲，但工资未预支。

　　马龙翔做好了秘密离台的准备，把行李、箱笼分成两部分，轻便的自己带走，笨重的委托朋友照管。他和妻子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匆匆离开了高雄，连夜从基隆码头登船。由于在一周前就托台北的朋友买到了去香港的外轮四等舱船票，一家五口得以顺利登船。

　　这时是1949年6月。

　　上船前一天，马龙翔从报上看到两则消息：其一是从第二天起，凡离台出港的旅客，一律要登记及审查；其二是即日起台湾一律实行新台币。显然，他们搭乘的这条船，是未经旅客登记和审查离开台湾的最后一艘船。

　　马龙翔到达香港时，大批国民党官员政客、商人等已涌入香港，观测风云，寻找机会转往台湾。而从国统区转移至香港的民主人士、从海外回来的华侨也云集香港，等候时机“北上”进入解放区……

　　马龙翔通过马叙伦在香港时留下的关系及妹夫寿墨卿找到了中共香港工委。不久，他接到通知，在华商报报馆楼上与工作人员接上了头。之后，又在一家茶馆内和工作人员商定了离开香港的办法，约定在某日晚上，在码头集合，准备登船。

　　当时，马龙翔并不知道将搭乘什么船，将在哪里上岸，只知道是向北走。他带着妻儿，在约定的时间到了集合地点。在一片黑暗处，他们一家被人带上了一只小舢板，驰向停在离海岸约有一公里处的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客货轮。

　　同时登船的有十多人，但互不相识。马龙翔后来知道，船是租来的，船长和船员都是中国人，大多思想进步而热情，同船的一部分是准备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及爱国华侨代表，有一些是刚从国外归来准备去解放区工作的学者，还有一部分是中共驻港的干部。

　　此时，台湾海峡沿途港口仍被国民党的海军封锁。船行至渤海口，有国民党军舰在海面游弋，上空还不时有飞机盘旋。不久前，曾有一艘船遭到拦截，不得不返回香港。为了避免被拦截，他们只能绕道而行，不巧又遇八级台风，全船人呕吐不止。

　　历经风险，船最后驶到大连与安东（今丹东）之间的海上，停了整整一天，最后在大连港登岸。

　　这一天是8月6日，当天的报纸上报道：长沙解放了。

　　不久之后，马龙翔到了沈阳。

　　他是新中国第一批有色金属专家，主持制定了抚顺铝厂恢复计划，领导了葫芦岛锌厂的生产恢复，并参加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等重大项目的设计工作，为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至此，马叙伦的子女全部回到了解放区。

（本文作者系马叙伦孙女、沈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