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优良作风 | 叶圣陶的职业品性
民进前辈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晚年曾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敬业、天分、趣味集于一体，而且达到极致，铸就了叶圣陶职业品性的基础。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江苏苏州人，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上世纪20年代，他曾撰文评价，从事“编辑”职务者应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也是“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更是“永远奔驰于进取的道路”的“先驱者”。图为叶圣陶伏案写作。
叶圣陶的职业生涯，始于一段历史的开端。1912年元旦，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不久，他从苏州草桥中学毕业，到一个叫言子庙的乡镇当初小老师。此后十几年间，叶圣陶辗转各地，在多所小、中、大学任教，直到1928年入职商务印书馆，才正式转行编辑。
教师是叶圣陶的第一个职业，但不是他自认的第一职业。叶圣陶晚年曾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编辑不是一个耀眼的职业。在很多人看来，编辑不过是给作者的稿子挑挑毛病，提点修改意见。编辑头上的某些职业标签，如“为人作嫁”“眼高手低”等，也不具有光环效应。甚至不乏有识之士，提倡编辑多写文章，来弥补职业的短板，方不至埋没自己。但是，叶圣陶不这样看。他认为，文字本身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文字、语言、思想是一脉相连的，自然也是不可分割的。
1949年春，叶圣陶作为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是拟议中参与新中国教科书编纂的主要人选，他为此拟订的中学课程标准，有这样的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
他后来又一再申明：“思想拿不出来，而语言为拿得出来之思想。”“脱离语言文字，又何从判其思想之正确明白乎。”“语言是思想的定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文字和语言的推敲，能决定思想的含金量。
叶圣陶并非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他的一己之论，也未必能颠覆既有的社会认知，让编辑从此成为一个闪光的职业。但是，这番感言深有见地，洞悉了基础性文字工作的创造性，至今仍可见其针对性。
在叶圣陶发表这些看法前后，还发生过一件事。教育部打算调在清华任教的吕叔湘到人教社编书。叶圣陶劝吕叔湘“最好脱离清华”，理由是：“任教于清华，受益者不过学生数十辈，来我社编书，受其益者为无量数之中小学教师及学生。”
这段话与上述立论互为呼应，可以说明叶圣陶的职业立场。叶圣陶待人谦和，言及职业则态度鲜明，甚至有时不惜语含锋芒。他的同事张中行曾转述他说的一句话：“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
民间有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凡以国家名义颁布的重大法律、规章、公报等，都由叶圣陶和吕叔湘把最后的文字关。可见当时虽名家辈出，能过文字语言关者则不多。这个说法在叶圣陶日记中得到某些印证。
1950年9月9日，叶圣陶记：“政府委员会派人来，谓国徽早由全国委员会通过，即将公布；于其制法，起数稿而未安，托余另造数句说明之。”1954年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聘任叶圣陶和吕叔湘为语文顾问。5月25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夜访叶宅，叶圣陶记：“田家英来，言宪草之修整须仗叔湘与余。”日记还附带一笔对田家英的印象：“此君才三十有余，从毛主席十余年，头脑清澈，见理甚明，谦谦其得，大可钦。”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身份趋向管理者。这个任命虽顺理成章，却有违本人意愿。叶圣陶为此在1952年2月致信胡乔木，表达这样的意思：“余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实同尸位，主教育出版社亦不胜负荷，若得于出版社中任一文字编辑，则尚可任。请渠为余设法，俾如其愿。”
两年后，叶圣陶再写信给胡乔木和胡绳，“希望他们同情与支持，俾余得解除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与总编辑之名义”。
叶圣陶的本意，是当一个纯粹的编辑。因为编辑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的一部分。
那段时间，叶圣陶在履职各类政务的同时，一直坚持常态化地看稿改稿。偶有空余，他会在日记中写一句“今日无稿可改”。有人劝他业余时间多休息，少看稿，他答：“看稿改稿已成习惯，休息无所事事，亦甚无聊也。”这个习惯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叶圣陶认真敬业的品性，但似乎不止于此，例如他曾有一种自我判断：“就语文而言，起草者颇不注意于精密，往往说出即算数，不顾其达意与否。余与叔湘语感较灵敏，一看即感知毛病所在。”
又例如，1952年3月1日，叶圣陶收到精装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有《矛盾论》一篇，为《实践论》以后之哲学论文，二论实相辅，容细细玩味之。”这样的阅读感觉，在当年的“毛选”读者中，应该是极少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与作者，近于医患关系。叶圣陶的“医术”和“医品”，作者自有感悟。
宋云彬和叶圣陶当年同船北上，到北平后，宋云彬写成《读<闻一多全集>》，即“交圣陶”。宋云彬当天日记记：“圣陶详读一过，谓文句有小疵，如‘有着特别的意义’，多一‘着’了。并谓近人犯此病者甚多。”
虽一字之疵，但叶圣陶的指谬，在宋云彬看来，并非一个字的事，否则他也不至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在日记里。现在看来，如此“小疵”，也不是一个时期的问题，或者说，今人犯此病者仍甚多。
叶圣陶的改稿记录，我们无缘得见庐山真面目。但他在日记、书信中的相关自述，对后来的编辑，仍堪当范例，不失标本的价值。
1952年3月，叶圣陶读改方宗熙编写的中学读本《达尔文主义基础》。3月2日，叶圣陶日记记：“此稿本将付排，有同人谓总须看一遍，乃决意以数日之力毕之。至于五点四十分，仅得二十余页。方君之稿系以苏联教本为蓝本，斟酌我国情况而加以增删，内容颇不恶，然文字方面实多疵病。”3月5日，叶圣陶记：“七八万字，四天而毕，亦云不慢。看稿较用心思，夜眠即不得酣，由此可知体力之衰。”
方宗熙是留英归国的科学家，他向叶圣陶表示，对所有修改深感满意。
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余为之欣慰，心力不虚掷，自是可喜。”
可见，叶圣陶的看稿改稿，是不能以“饭碗”两字来推量的。换言之，经叶圣陶过目的稿子，无论长短，对作者来说，都是一种病人遇见名医的幸运。
二十年后，叶圣陶已年近八旬，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职业状态却一如从前。
1972年2月，叶圣陶收到作家浩然的新作《金光大道》清样后，写信给在河南五七干校的长子叶至善：“我准备用二十天时间看完浩然的《金光大道》，全册六百二十九页，每天看三十多页，不算多。小问题的确有，他叫我尽量从严，我就见到就批。”
叶圣陶本身就是作家，早年主编《小说月报》，曾在来稿中发现巴金、丁玲等人的处女作。
巴金在1958年致信叶圣陶：“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到了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
看《金光大道》稿，也算重拾老本行。改完清样，叶圣陶又写信给叶至善：“我看浩然的书看了十六天，昨天下午看完，稍感疲累。今天上午，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书上也批得很多，大部分的页面都不甚干净。他要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
《金光大道》出版后，读者无数，但谁能想到，这本小说的清样，几乎每一页都留有叶圣陶的修改笔迹。
上世纪70年代，叶至善所在的干校给每人发了一本《鲁迅杂文书信选》，叶至善写信向父亲求教：“中间有几篇实在不好懂……注虽然比以前的好些，还不能解决问题。”叶圣陶回复：“鲁翁之文，要当时与他非常接近的人才明白。许广平死了，许季茀（许寿裳）也早死了……到将来，鲁翁之文是肯定要流传的，但是谁都不甚了了，只能随便猜。”
鲁迅寓居上海后，一度与叶圣陶是景云里的邻居，时相过从。到了上世纪70年代，鲁迅作品皆非原稿，不涉及文字处理，叶圣陶手头也未必有这本书，叶至善等于给父亲出了一个“盲审”的题目，而叶圣陶对“读鲁”的判断和估计，虽不过几句话，实为一篇带有方向性的审稿意见。
有意思的是，曹聚仁写过《鲁迅与我》《我与鲁迅》等回忆文章，当中提到一个细节，与叶圣陶不无暗合：鲁迅有一次到曹家，“他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鲁迅若天堂有知，对叶圣陶的这段话，大概也会引为知己之言的。
职业品性不等于人品，但不能说与人品无关。遍观以叶圣陶为主题的文章，不论回忆还是评论，“人品”几乎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而言职业品性，更不能脱开人品。
关于叶圣陶的为人，他的两位友人的点评极具代表性。诗人臧克家说：“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先生身上兼而有之。”
学者张中行说：“《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老总当排在最前列。”
他们的结论，叶圣陶自然当之无愧。由此及彼，也可见叶圣陶职业品性的由来。
来源：《中国新闻》报，作者刘仰东系中国政协文史馆原研究员，著有《去趟民国》《向北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