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优良作风 | 徐伯昕的“执事敬 与人忠”

　　翻开《苏州民进大事记》， 首页记载：“1956年4月，时任民进中央副秘书长徐伯昕专程到苏州，与中共苏州市委统战部就筹备民进苏州市地方组织工作进行了研究。”苏州市政协老领导徐星钊盯着文字陷入了沉思，他似乎极力想拨开60年往昔烟云，捕捉到那个春天有关父亲的记忆。沉稳务实、谨言慎行的徐伯昕，显然当时没和家人提起过那次南下的公务。

　　徐伯昕（1905—1984）是民进创始人之一，出版家。曾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49年后，昔日上海出版界的实业家、民进创始人之一的徐伯昕，根据组织安排去了北京，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委员，并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任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长兼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等职务，后来，又根据中央统战部安排，去了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机关专事民主党派工作。他回江南的次数屈指可数。

　　徐伯昕和民进另一位创始人王绍鏊一样，都是先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后由组织安排，为民进的筹建做了大量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慢慢公开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

　　无论是在早期文化出版界，还是后来的统一战线，邹韬奋、叶圣陶、赵朴初、谢冰心等都对徐伯昕多有赞誉。1984年3月，听闻他去世的消息，赵朴初亲笔撰题了一副挽联：

　　笔者在拜访徐伯昕的长子，曾任苏州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的徐星钊时，他对我说：“这两天翻阅书籍和遗稿，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大家公认徐伯昕是一个新文化出版家、社会活动家，那是对他一生整体的评价。看了今年（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提到国家发展需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发现父亲无论在出版界还是专职统战工作，都是个极富创业创新精神的人。”

　　1920年，15岁的徐伯昕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离开了老家常州，毕业后留校工作。1925年转入中华职教社办的《生活》周刊，负责出版、发行及广告工作。第二年，邹韬奋到周刊接任主编。自此，他俩开始了长达18年的合作，将一份原本定位于职业教育指导的小刊物，发展成为生活书店，乃至著名的三联书店。

　　辛亥革命结束了专制统治，中国的民办报刊获得迅猛发展，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滩，吸引了一批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成为他们实现新闻梦想的梦工场。邹韬奋和徐伯昕的精诚合作，创造了现代新闻史上的奇迹。

　　1926年的《生活》周刊，可以说是邹韬奋、徐伯昕的二人刊物。邹韬奋奋笔疾书做主编，以一个新闻人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爱国热情，主导着刊物的舆论导向，其犀利的笔锋划开了周刊的新时代。徐伯昕密切配合，步步经营，将原本只是内部赠阅的小册子，推广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刊物。不仅在发行上积极推进，卓有成效，为节省费用，他亲自创作插图、广告画，没想到才华“侧漏”，居然深受追捧，各家企业纷纷登门请他设计、制作，为刊物带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

　　有一个读者喜欢的主编，有一个被客户信赖的发行人，《生活》周刊很快就火起来了。发行量逐年翻番，到1931年，26岁的徐伯昕创下了中国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生活》周刊第6卷第42期 “国庆与国哀”特刊发行了15.5万份。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1932年，在《生活》周刊基础上， 他们创办了生活书店。

　　务实精干和才华横溢，如双面绣一般吻合地体现于徐伯昕一身。他金点子迭出，自己摸索出一套现代书刊管理制度。通过发展邮购，预订户数的订费成为不付利息的流动资金；采取派报户续订优惠和老客户推荐新客户优惠的滚雪球式的推广方法，大大提高了零售量；针对图书发行，采取以期刊带动图书、出版发行并举的方针，再版畅销书，注重出书效率和回笼资金；设立“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生活书店“读者顾问部”，在中国出版业首创开架售书，出版“生活推荐书”，把编书、出书、为读者着想和指导读书、推动读书运动结合起来，把为读者服务推动社会进步的宗旨步步落到实处，一项一项富有成效的创造性业绩，既稳固了周刊社和书店的经济基础，也使周刊社和书店声名鹊起。

　　邹韬奋在《生活史话》中这样回忆自己的搭档：“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 “在上海报界做广告业务的，往往最初替报馆工作，等到发达，总是宣告独立，自搞广告公司，大发其财……但是伯昕先生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终涓滴归公。”

　　徐伯昕没考虑自立门户，始终一心一意和邹韬奋合作办刊，把自己高超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完全用于他们共同的事业——开启民智，服务大众。凭借着他高超的创业能力，经过几年的运筹布局，到1941年，生活书店已开设了56个分店，几乎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有人说，以徐伯昕的经营管理才干，如果自己创业，一定会成为上海滩的大老板。但是，徐伯昕早已有了更高远的人生追求，他和邹韬奋不仅仅是办刊的合作者，也是爱国民主运动统一战线携手共进的同志。

　　1982年3月，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在一次大会上称赞民进是个“老实党”，特别提到徐伯昕在政治上老实，工作上踏实。这是符合事实的。在业务上特别有开创力的徐伯昕，在政治上特别忠诚老实。一辈子唯一一次“没听从党中央指挥的”是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清明节，他带领全院子的人“擅自”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因为，周恩来是他最早接触的中共领导人。

　　1938年2月，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邀请周恩来到汉口分店作了一场“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指示中共办事处的徐冰和徐伯昕建立长期联系。不久，他在日记里写道：“生活书店的工作已是党的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在为党的事业，为革命事业工作。我直接接受了党的领导。”

　　周恩来也曾邀请徐伯昕等人赴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还动员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以民间企业形式到延安去开书店。1942年8月，在和周恩来的又一次约谈中，徐伯昕提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告诉他，共产党早就把他当自己人了。1944年，他携带邹韬奋遗嘱奔赴苏北，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报告时，再次提出入党申请。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俊瑞作为介绍人，他正式但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到上海后，徐伯昕认真执行共产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 积极稳妥地在上海出版界开展统战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联合政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工商、 文化界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先后成立。作为出版界的爱国人士，徐伯昕与马叙伦、周建人等文化出版界著名人士一起，筹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民进第一次理事会上，选任出版委员。

　　听从中共的指示和安排，1947年他赴香港筹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8年10月书店在香港成立，他担任总经理，利用职务之便，他将书店做中转站，开辟了香港至大连、天津的运输线，将数百名民主人士护送至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徐伯昕曾任三联书店、 新华书店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等职务。1955年， 根据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他开始专事党的统战工作，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民进中央秘书长、副主席。

　　离开出版界，他把勤勉踏实的工作作风带到政协和民进，也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为了活跃政协工作，更好体现“双百”方针，适应各方人士交流，他筹划制订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讲座’工作简则”，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好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根据会议精神，及时提出了民进“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十六字工作方针。在主持民进中央机关工作时，徐伯昕身上那种实业家的干劲儿又充分显示出来。他拟定民进每年要通过办成两到三件有影响有实效的大事，来恢复组织的活力，增强全会的凝聚力。他根据民进界别特点和当时的形势，精心部署。

　　1980年，他首先关注到广大中小学教育界会员，号召全会对教育工作献计献策；其次是召开全国性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1981年他组织了一批特级教师和专家学者到西北等地讲学，交流教学经验，开创了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活动，时至今日，各党派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仍把智力支边当成一项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1982年，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倡议民进设立了民进文教基金，自己慷慨捐赠出3000元积蓄；他以肝胆相照的坦诚，代表民进中央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协助党和政府检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

　　徐伯昕“执事敬，与人忠”，本分而高尚，在任何时代都闪现出德行的光辉。　

来源：开明视点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6年5期，内容略有删改，作者廖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