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城市与和谐社会
民进深圳市委委员 王海鸿
1770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5年，罗马教廷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费城。回程后，代表团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这座城市与欧洲所有城市都有很大的差异……在这里神的旨意、基督的伦理都失去了他本该具有的唯一性……但正如基督徒宽容异教人士一样，异教人士和无神论者也宽容基督徒……总而言之，这是一座‘和谐的城市’ （harmonious city）。”
10余年后，美国通过战争赢得了独立。宪法规定：“联邦政府不得规定任何宗教为国教。”“联邦政府不得封赠任何人士为贵族。”这两条法例，正是由当初费城精英阶层的共识演变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曾有过一段黄金岁月般的和谐时期。那时民气高昂、气氛宽松，中共领袖与社会贤达诗词唱和、互诉衷肠，气韵高古至今令人追思。可惜好景不长，从反右开始直至文革，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毒化了政治生态，人群与人群、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对立，酿成遗祸全社会的内乱。政治因素影响了和谐。改革开放后党果断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是的口号，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由于改革触动社会的深层结构问题，大锅饭、均贫富宣告中止，经济因素又制约了社会的和谐，所以，在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党在16届4中全会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非常及时、高瞻远瞩的。
在一座全新的移民城市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实验室效应和先导价值。234年前的费城与今天的深圳一样，是崭新观念的移民城市，没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供人们寻求共识，只能在碰撞中相互接受。直观地看，和谐社会的表现就是：其任何一部分主体对不同于自己的其他主体都能采取理解、接纳的态度。今天的深圳，社会不同主体相互之间的认可还是不足够的。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执法的公正，分配制度的合理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本文不求面面俱到，只想重点讨论个人的心态调适与社会的心灵生态建设对和谐社会的意义。当然，这也是移民城市的特性所决定的。
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 “只接受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规则。”移民城市是规则多元化的地方，上述劣根性的发作也就愈烈。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家都认为自己应当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都应当与生俱来得到某些利益。如果得不到满足，便以否定性、攻击性的眼光去看别人。有钱的看不起有文化的、级别高的看不起水平高的、南方人看不上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北方人不屑于南方人的“上火观”。凡此种种，都是移民城市不和谐之处。
欲求和谐，先要发现差异并承认差异，在此基础上寻求共识。深圳社会各人群之间的差异其实是巨大的。首先，深圳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已经产生不少社会问题。其次，有一件事至今未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根据基因学研究，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的基因差异，甚至大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基因差异，前者属于蒙古人种，后者近于马来人种。基因差异至少对方法论会有影响，进而会影响世界观、价值观。这个问题只在深圳存在。再者，深圳至今是全国最开放的地区之一，外部信息大量涌入。如果对这些信息的认知上产生严重分歧，也会产生思想对立。
粗略想来，解决问题可有以下几项措施：
1．鼓励全民性的读书活动，用读书来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境界。深圳市一年一度的“读书月”已办到第5届。持之以恒，必然大有回报。
2．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例行培训要作检讨。除专业培训、廉政教育之外，泛文化层面的培训也应进行，要力求使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工作人员突破自身局限，告别狭隘，不再以“X省人”自居，而成为移民城市的合格公仆。
3．在电视节目上掐新闻、在网上删帖子这些做法不值得提倡。要相信市民的鉴别能力，不要人为制造不和谐。信息传递通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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