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凝聚力与社会和谐度
民进广东省委会 陈剑安
民族凝聚力与社会和谐度，是互为渗透、密不可分的两大问题。一个民族通常都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同时也维持着与自身凝聚力强弱成正比例的社会和谐度。所以，我们致力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既是我们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我们提升社会和谐度的根本。同理，如果我们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无动于衷，或听任民族离散力恶性膨胀，则非但不能步入十六届四中全会托出的“和谐社会”，还可能遭遇摩擦、碰撞、冲突、动乱等各种厄运。因此，透视民族凝聚力与社会和谐度的关系，对于把握和谐社会的内涵，认识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都是完全必要的。
一、核心群体的吸引力，是提升社会和谐度的关键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都是以民族凝聚力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规律，中土西国，概莫能外。可以说，舍去民族凝聚力而言和谐社会，则这种和谐社会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合力，其中包括民族核心群体对核外群体的吸引力，核外群体对核心群体的向心力，核外群体之间的亲和力等。无数事实反复验证，民族核心群体的吸引力之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因为，如无这种吸引力，社会的芸芸众生将因失去共同的取向而成为杂乱无序的一盘散沙，将因失去精神支柱而陷于貌合神离的彷徨状态，要在这种情况下建设所谓的和谐社会，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民族的核心群体，是实而不虚的凝聚力载体，负有协调关系、整合力量、牵引社会的特殊使命；它可以是一个政府，也可以是一个政党，还可以是一个其他权威，但在当代中国，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的执政党，又是中国的第一大党，还是中华56个民族众望所归的核心力量。这就逻辑地表明，她对广大被领导者释放的吸引力，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提升社会和谐程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是与生俱来的，这取决于她从问世起就置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外开放、全面奔康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谋求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和平崛起、伟大复兴为目标，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准则。这就表明：她已经进一步成熟，已经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有能力进一步释放与其核心地位相应的吸引力，进而引导全社会步入更为和谐的境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地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一个确切无误的明证。
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即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理性的执政观念，也不大可能一蹴而就地赢得“社会和谐”理想之果。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实际操作之间、宏伟目标与现实基础之间、执政观念与执政实效之间，还可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还可能存在或大和或小的差别；在当前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还存在着影响中国共产党增强自身吸引力的诸多障碍。因此，只有持之以恒地实施强化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系统工程，正视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问题和障碍，才能有效地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进而不断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实施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系统工程，需要真抓实干，四管齐下。其一，在思想建设方面，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其二，在组织建设方面，必须坚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求真务实的组织建设原则。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阶层愈益分化、新型社团纷纷问世的新形势下，要相应扩大组织建设的覆盖面，克服有可能出现的盲区或盲点；对于因各种原因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的党员，要及时推出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措施，以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其三，在作风建设方面，必须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加大惩治党内腐败的力度。其四，在制度建设方面，必须着力完善党内的各种规制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实现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政治文明。这样，中国共产就能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形象，向全社会释放更加强劲的吸引力，使方方面面的社会群体更加理性、稳固、有序地凝聚在自己的周围，进而引导全社会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
还应该看到：吸引力和向心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产生于主体（中国共产党），后者产生于客体（其他社会群体），后者是根据前者的变化而消长的。吸引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感召力、牵引力，但要使其感召、牵引功能发挥到极致，还需要进一步寻求既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又符合全社会利益、既有针对性又有可操作性的牵引纽带，以便通过这类工作“抓手”，充分激发各种核外群体对核心群体的向心力，从而达到吸引力与向心力同步增长、稳步高效营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结果。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牵引纽带至少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是以“参政议政、政治文明”为纽带，以此增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二是以“重才聚贤、建功立业”为纽带，以此增强党外知识分子对党的向心力；三是以“公平诚信、创业兴国”为纽带，以此增强新社会阶层对党的向心力； 四是以“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为纽带，以此增强各族人民对党的向心力；五是以“行善济世、和谐进步”为纽带，以此增强宗教人士对党的向心力。
总之，当民族核心群体的吸引力与相应的向心力处于同步增强、交相辉映的状态时，就已经支撑起了和谐社会的基本框架，并为提升社会的和谐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核外群体的亲和力是提升社会和谐度的基础
稳固、理想的和谐社会，应该是经纬交织、纵横互补的和谐社会。如果说，核心群体的吸引力及其获得的向心力尚属于编织和谐社会的“经”的话，那么，核外群体之间的亲和力就是编织和谐社会之“纬”。倘若核外群体仅仅保有对核心群体的那种纵向向心力，缺失与其他核外群体的横向亲和力，则所谓的社会和谐就要大打折扣。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核外群体之间的亲和力，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升社会和谐程度的基础。
虽然，在当代中国，核外群体复杂纷纭，组合方式多种多样，但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核外群体，莫过于如下三种：一为以民族为特征的核外群体，二为以地区为特征的核外群体，三为以阶层为特征的核外群体。因此，着力增强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亲和力，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和基础性工作。
在增强民族与民族之间亲和力方面，我们具有弥足珍贵的传统和优势。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礼之用，和为贵”为信条，各民族的大融和早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更为增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和力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我们的统一战线还为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所有这些，不但迅速地化解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改变了民族大家庭内部“一盘散沙”的状况，而且使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确立和加强。
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进一步增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和力，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的传统和优势，更要着眼大局，与时俱进，虚实并重，开拓创新，把各项有关工作推向纵深。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动向。例如，为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一大批对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光彩事业”项目应运而生。又如，为增强与新疆少数民族同胞的凝聚力，迎击民族分裂势力，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与新疆哈密地区政治学校通过合作的方式，举办了多期新疆地区爱国宗教人士和统战民宗干部赴粤研讨班。这类有利于增强民族与民族之间亲和力的新举措，既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受到了包括胡锦涛同志在内的一致好评。时下，我们在增强民族亲和力方面，如能充分释放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的潜能，便不难夯实民族大团结的基础，置56个民族于更为祥和的民族大家庭中，并为提升全社会的和谐程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增强地区与地区之间亲和力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尚等克服的难点。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的统一战线也一直以追求“大团结，大联合”为不易目标，以增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亲和力为神圣使命，这使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亲和力，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正因为此，在60年代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期，90年代华东遭遇特大洪灾时期，都出现过各地人民不分彼此、情同手足、舍己为人、相互支援的感人局面。
但是必须看到，过去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亲和力，大多是在体制内部表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来激发的。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甚至存在重大差别的条件下，便势不可免地会出现妨碍增强地区之间亲和力的新问题。例如，屡有表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即是一个无庸违言的明证。正因为此，最近中央政府七部委联合发布了针对性极强的《关于清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规定的通知》。所以，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区，无论是政府或者是民间，都必须高度重视在新形势下如何增强地区之间亲和力的问题，不仅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而且要立足本职，建立和健全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机制，积极思考和着力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怎样推动跨地区的交流合作、怎样促进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协调发展、怎样促使全社会善待跨地区输入（出）的科技人员和民工、怎样促使跨地区的资源配置得以优化，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地区之间人民的和谐共处，进而推动社会和谐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在增强阶层与阶层之间亲和力方面，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实际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这是因为，所谓社会阶层，实为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利益群体较为明了简单，集中表现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者，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现成的章法可循。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原有的三大群体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发生了空前的分化。其中，城镇的下岗、失业工人，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无业游民，实际已感受到被弱势化、边缘化的危机，存在着留恋计划经济时期和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不少基本属于成功型的新社会阶层，其中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等。这就使得社会的利益群体更加多元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在此情况下，必然要出现诸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民营企业主阶层与雇佣劳动者阶层、社会管理者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差别和矛盾，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在处理这些矛盾方面，我们并没有多少章法和经验可言，如果处置失当，这类矛盾完全可能被激化出来，并产生直接妨碍和谐社会建设的效应。
所以，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把协调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增强社会阶层与阶层亲和力的工作，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必须正视新困难，研究新对策，解决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建立以“能绩”为标准的社会公平竞争的原则，如何开通各社会阶层的诉求渠道，如何帮助各社会阶层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如何化解在改革开放中利益暂时受损的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如何照顾“弱势”社会阶层的合法权力和基本利益，如何建立和运用NGO（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赢利）组织来化解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如何拓展再就业工程，如何物色、培养、安排各社会阶层中的代表人士，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将增强阶层与阶层之间亲和力的工作落到实处，都有利于我们在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维系和提升全社会的和谐程度。
三、遏制民族离散力是提升社会和谐度的保证
民族离散力是与民族凝聚力方向相反、功能相左的另一种力量。既然民族的凝聚力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如此重要的“助推”作用，那么，民族离散力的负面效应如何，就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可以说，无论如何估计，民族离散力都是建设和谐社会大厦的蛀虫，我们只有着力遏制民族离散力，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保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虽然“凝聚”是不可逆转的主流，但也有“离散”的逆流存在。这一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反映得尤为明显，其集中表现为民族投降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这既是近代中国血雨腥风、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必须记取的沉痛教训。但是，现实绝不是历史的简单复写，在国情异昔、时势巨变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着力清除当代滋生离散力的土壤，迎击涣散吸引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的三大离散力。
涣散吸引力的离散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因涣散民族核心群体--中国共产党而产生的离散力，二是因对社会主义旗帜认识的模糊而产生的离散力，三是因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旗帜的冲击而产生的离散力。我们要遏制这类离散力，就必须正本清源，三管齐下。
第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高度重视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切实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决惩治党内腐败现象，努力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从而保持和增强自身释放吸引力的能力。第二，要牢牢把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正确认识和处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从而保持和增强社会主义旗帜的吸引力。第三，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对人们利益格局和文化价值观造成的冲击，正视其产生的弱化国家凝聚力、诱发民族离散力的负面效应，要致力突现这样的规律：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激化了国家之间的竞争，民族国家始终是对外竞争的主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凝聚一体是提升综合国力、赢得有利竞争地位、保障本位民族应有利益的必由之路，从而保持和增强爱国主义旗帜的吸引力。
涣散向心力的离散力，反映在吸引力释放的对象方面，其主要表现是：一、因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而产生的离散力，二、因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产生的离散力，三、因不能正确认识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离散力。我们要遏制这类型离散力，就必须对症下药，澄清思想。
第一，要引导人们结合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加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理解我国实行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要引导人们从纲领、业绩、人才、纠偏能力等方面，认识中国共产党不可取代的领导地位，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忠实代表，从而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取向和信心。第二，要引导人们结合国情，加深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存在不足和有待完善的社会主义；正确处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不可回避的各种矛盾，从而坚定对社会主义的取向和信心。第三，要引导人们形成这样的共识：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除历史形成的地区差别和民族差异；不可能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变体制、减员下岗、阶层分化等社会阵痛；不可能在社会成员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达到全面小康、民族复兴的理想境界，从而正确处理小“家”与大“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从而增强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忠诚度和向心力。
涣散亲和力的离散力，是与狭隘的“五缘文化”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表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五缘”文化，即以血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文化，具有“包容”和“排他” 的两重性，前者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后者则有碍于民族内部各群体之间发展亲和关系，是一种涣散剂。我们要遏制这类离散力，就必须明辨是非，扬优汰劣。
第一，要引导人们克服狭隘的血缘情结以及与此相关的家族、宗族、种族观念，遏制有碍于民族大家庭内部个体与个体沟通融合的家族主义、宗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第二，要引导人们克服狭隘的地缘情结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观念、地方保护观念，遏制有碍于地区与地区之间沟通融合的地方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第三，要引导人们克服狭隘的神缘情结以及与此相关的神灵和图腾崇拜观念，遏制有碍于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体、信此宗教群众与信彼宗教群众、自办教会群众与外来教会群众、五大宗教群众与其他宗教群众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因素。第四，要引导人们克服狭隘的业缘情结以及与此相关的行帮意识、行业垄断观念、行业歧视观念，遏制有碍于此行业群众与彼待业群众、强势行业群众与弱势行业群众、从业群众与下岗待业、失业群众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因素。第五，要引导人们克服狭隘的物缘情结以及与此相关的物产占有观念和物欲膨胀观念，遏制有碍于占有此种物产群体与占有彼种物产群体、物产占有量较多群体与物产占有量较少群体、拥有物产群体与破产、无产群体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因素。 综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是非常及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致力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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