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与媒体
------以2003年的非典信息传播为例
民进佛山市顺德区委会 王基国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进入了解放以来最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时期社会安定团结，人们安居乐业，然而于无声处听惊雷。2002年1月，发生在天津的扎针事件刚刚谈去，年底，当人们正准备喜气洋洋过新年的时候，沈阳持枪抢劫运钞车案使得这个城市诚惶诚恐、人人自危，新年刚过，正月初八，是按国家规定各单位开工的日子，然而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迅速蔓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整个广东省，并迅速波及湘、赣、浙及港澳等地区。由之而来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慌和震荡。
在突如其来的公共突发事件面前，媒体重任在肩，然而由于我国现有的媒体信息传传播机制及媒体工作者的缺位致使各种谣言愈演愈烈，媒体的缄默或者滞后反应全部淹没在讹误及传言的大海之中。惊魂初定，人们不得不对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与功用进行重新审视和拷问。
一、 政府作为权威信息公布者的缺乏
政府是一个地方突发事件的救助者、化解者，它能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组织能力及协调能力使突发事件转危为安。但是公共事件涉及公众的生存及生活，从政府角度可能危及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前途害怕事件曝光引起更大恐慌等因素，于是可能预知或掌握关键全面信息的政府往往垄断突发事件的一切信息，守口如瓶。将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与知情权乃至他们的生命置之度外，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传播学认为，公共突发事件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密集的焦点，就象汩汩流水，如果缺乏一个正确合理的流通渠道，缺乏疏导与减容，那么既使某些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一味用封锁的方式控制舆论，控制所谓“负面新闻”，也可能使越集越多的信息漫过人为控制所垒起的大堤，形成滚滚洪流，在一些非主流的信息平台上恣意流淌，以扭曲无限放大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引起公众强烈的心理恐慌，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引发波及整个地域全部人群的公共危机。
2003年2月8日，是欢天喜地的人们经过7天长假之后重返工作岗位的日子，然而一条消息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广州发生致命流感”，它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等形式传播。随后，8、9、10三天，广东移动的短信流量与日俱增，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
号称“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也反应迅速，将各种未加证实道听途说的信息归结为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有关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种种事实以非权威呈混沌状态在社会公众之中广为流布，经过无限扭曲、叠加后使人感到更加恐怖可怕。
其实早在2002年2月 15日，广东河源就接治了非典型肺炎症状的病人，但是这一切都被捂住了，就在各种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人们期待着主流传媒能够给出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由于权威部门对事件信息的高度掌控与严密封锁，三大媒体一律保持缄默，既使对事件本身有所了解，但由于政府部门严格的新闻管制，没有一家媒体能够突破限制、踩踏雷区，越来越恐慌的人们只能通过非主流渠道寻找真伪莫辨的“判断”和“指导”。
2月10日上午，终于有媒体“模糊”地报道：近期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
于是，失去判断意识缺乏规范引导的大众开始疯狂抢购板蓝根、白醋和各种抗病毒药物，相关药物价格也随之高涨，在甚嚣尘上的传言压力下，惊慌失措的人们又开始大量抢购食盐、大米和食用油，一场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空前的由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危机爆发了，直至2月11日10时左右，广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人们看到自己选举出来的市长和高级公务员面对镜头发布权威信息，市民心头上的疑云和阴影才渐渐消解。
可见，这一次严峻的社会公共事件的发生，与公众缺乏正确权威的信息接受渠道有着很大关系。在这个由政府---媒体---公众的信息传播链中，作为权威信息掌握者的政府一开始就以粗暴的形式阻断了与媒体的联系纽带，在稳定压倒一切、要求媒体以正面报道为主等长期形成的传播观念的指导下，事件的真实信息被政府新闻管制这一只无形之手所屏蔽，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由满天流言所构筑的泥潭从而使公众对事件做出的反应以及相关的资源配置发生相应的变异，并最终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升级，一度处于失控状态。
二、 媒体：在公众面前的失语
普利策说：记者是船头上的了望者，要了望的是激流险滩，当然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了望，所谓激流险滩就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具危险性的事件。
新闻媒体时刻不要忘记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不但是党和政府重要信息的发布者，也应该及时传播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信息。媒体作为社会之公器、人民的良心，也是安抚民生、关注现实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新闻报道必须客观、准确、及时地反映事实，把还原事实本身作为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只有这样，新闻媒体才能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对广州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2月8、9、10三天，广州的新闻媒体始终处于失语状态，最终让小道消息处于上风，成为无奈的市民仅能获悉的主流声音，媒体的失语演变成为失职，丧失了媒体之为媒体的责任感受与使命感。
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媒体最关注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媒体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获取更多的事件信息，只要发现异常情况，特别是涉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危的事情，媒体一定会以大容量、高效及时的方式播报出来。
在国内一些地方政府眼里，往往将媒体的高度关注视为为整个事件添乱、甚至会越描越黑。其实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是突发事件中公众心理负累的减压阀，在获知事件的原委与承受事件所引致的心理痛楚、物质损失以后，民众更容易从短暂的恐慌中平息下来，坚强而理性对待突发事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电视、报纸作为强势媒体，发出的是最主流最权威的声音，成为社会公众意识的制造者与主导力量。由于大众传媒的长期渗透熏陶，大众越来越成为媒介化生存，甚至于成为媒介婴儿，媒体左右了广大受众的意识形态和认知模式，从而使大众在无形之中对媒体形成了一种心理依赖。
在突发性事件面前，在大众紧盯主流媒体对相关信息的渴念中，尽管政府对此有着较为严密的新闻管制，媒体也应该在新闻管制与媒体报道中寻找一个平衡点，顶住压力，面对现实，充分深入事件本身，披露尽可能多的信息，在涉及公共利益、人民生存乃至国家安全的关键时刻，充分树立并彰显媒体的公信力和责任感，利用其非强制性的渗透力量，整合趋于涣散的公共意识，形成患难与共救治危机的集体意识，从而为制止以及平息由突发事件引发的恐慌行为发挥媒体应的作用。
三、 启示：“9.11”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合作
在危机中，不确定因素最能影响士气和民众心理，而要减少不确定因素和流言，就必须增加透明度，让媒体充分发挥作用。
2001年9月11日，当第一架飞机冲向世贸中心后，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恐怖袭击拉开了序幕，危急时刻，美国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第一反应就是与媒体建立起良好的应急传播机制。9 月11日上午10时45分，也就是北塔被撞两个小时后，朱利安尼终于成功的与纽约第一新闻台取得了电话联络，并与主播开始了现场连线，在突发性灾难中，饱受惊吓的全美国人身边不时响起的抚慰之声，就来自朱利安尼。此后，全美各大电视台及广播电台都以“全天候整点灾难快报联播”的方式，疯狂播放朱利安尼向民众发表的现场谈话，对罹难者的深切哀悼，对恐怖分子绝不妥协的立场，对重建世贸大厦的信心和决心。
危急时刻，媒体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美国各大传媒一改往日的抨击政府舆论监督的做法，而是以高度的协同反应能力介入整个事件的报道之中。同时对灾难的报道也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性，表现出作为媒体强烈的悲悯情怀与人文关怀。美国广播公司取消了一切娱乐节目和广告内容，24小时提供有关恐怖事件的最新信息，美国有线新闻网主动提出不再重复播放世贸中心被撞、被毁等悲剧性、恐怖性场面，以避免刺激民众的神经与情绪。媒体及时、真实地传播信息，使人们地焦虑感大大降低，容易造成混乱地不确定因素也随之消除。
对社会民众来说，危机造成地最大危害在于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社会心理的脆弱，因而，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恢复原有的社会运行轨道是首要选择，而进行心理救治最好的办法是让民众参加道危机管理的进程中来。
美国新闻媒体深知这一点。在充当政治的舆论传播主体的同时，各大媒体纷纷请来心理专家，让专业人士分析并倡导人们摆脱灾难蒙上的阴影，树立坚定的信心，勇敢走向大街，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更多感受生活地乐趣与生命地真正意义。
正是媒体地宣传与鼓励，“9.11”并没有打击纽约的民众，反而使纽约的市民生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城市不再冷酷，市民不再那么冷漠。他们尝试彼此相爱并变得更加坚强。
四、研究突发事件中的舆论传播机制。
突发事件以前所未有得态势将国家安全、人民生命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凸现在危急关头，由于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政府与媒体关系定位为主体与工具，主体与附庸关系，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对事件的传播处理往往表现为严格的新闻管制，在主流权威信息严重缺乏甚至完全屏蔽的情况下，各种传言有了滋长疯生的空间，受各种小道消息的蛊惑煽动，最终使突发事件演变为一场危及国家安全人民生存的大面积恐慌。
研究突发事件的舆论传播机制，需要打破惯用多年的新闻管理制度，以政府与媒体及舆论研究者为主体进行协同研究，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出发，运用心理学、舆论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研究突发事件中舆论传播的主体，效能及方式。探析如何在危急时刻信息传播的反应能力，如何通过传播的艺术性规避引起更大恐慌的可能性。
研究的方向，既应该从宏观上建立更良好的政府与媒体合作机制，同时具体在操作层面上，形成一套形之有效的传播体系，比如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选择在什么时机通过主流媒体发布权威声音，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透露权威信息，在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中，以多大的报道空间如何采取最有效快速的措施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等等。显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突发事件众应急传播机制的建立。
五、建立良好互动的应急传播机制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个人要获得新闻自由带来的莫大好处，同时必须忍受这种自由带来的伤害痛苦，只想获得好处，不想忍受痛苦，那使一种病态的民族心理。
一旦媒体获得足够的自由空间，人民对所谓“负面新闻”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会随之加强，因而，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捂盖子显然是对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漠视。
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来看，建立良好互动的应急传播机制刻不容缓。
建立应急传播机制是政府、媒体及专业研究者相关研究成果的规则化、制度化，是对政府、媒体在公共信息发布及传播行为的规范，它以政府与媒体的充分信任与合作为前提，保障公众知情权并正确应对危机化解危机为基础，最终达到消除恐慌、共度难关的目的。在建立应急传播机制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用真确真实的舆论引导人，对事关重大的公共信息，作为身处其中的公众显然拥有知情权，政府不能用对舆论源的支配和垄断剥夺群众的这一权利，突发事件中舆论的开放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民主进步的象征。当然事件中舆论的形成也必须以政府的可控制性为前提，如果放任媒体无序报道、歪曲宣传，舆论最终会将人导向真实的反面，同样可能引发公共的恐慌及骚乱。
舆论学中的事件驱动原理应该是应急传播机制建立中值得运用的。原理认为，如果通过媒体将危机事件有效传播的驱动价值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即通过挫折激荡人心，使人们迅速摆脱突发事件带来的各种阴影，勇敢面对现实，万众一心救治危机，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化害为利的神奇效应。美国9.11事件中政府有效利用媒体，鼓舞士气、重振精神，最终使人们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就是成功运用事件驱动原理的范例。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与媒体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协作关系。建立恰当合理的应急机制，将有助于化解危机，最终在良性互动的协作中使社会和人们转危为安。同时也为树立良好的政府与传媒公信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就在由广州非典型事件所引发的抢购潮后不久，随着传染病愈演愈烈，我们欣喜的看到，在对这一场关系到人民健康、社会安定的对“非典”的抗战中，政府以前严格的新闻管制制度有所松动，开始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现实，在媒体面前不再遮遮掩掩、王顾左右而言它，甚至于化被动为主动，以主动约见媒体，要求对疫情进行报道，从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高度，谆谆告诫市民如何防治非典型肺炎，并且每天在中央电视台等全国性媒体上发布疫情通报……恐慌止于公开，某些政府人士的担心根本就没有发生，公开不仅没有使天下大乱，而且由于人们能够轻而易举从主流媒体上获取疫病的有关信息，各种扰乱民心的传言因此迅速得到平息，人们的头脑也迅速变得冷静理智起来，并与政府同心同德展开了对非典型肺炎的战斗。
联系最近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要求新闻媒体努力实现“三个贴近”，新疆伊犁地区、安徽等地纷纷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积极配合记者采访和舆论监督的政策的出台，以及今年非典时期国家要求各个地方对病情严格实行每日必报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中明确规定不能对记者说“无可奉告”等等，可以乐观地看到，从此以后，中国新闻的报道空间更宽更广了，中国新闻媒体的春天即将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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