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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贞观之治”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信息来源:本网 时间:201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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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广东省委统战理论研究会 肖承罡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反思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与中华民族对于和谐的追求,并从中得到某种领悟,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是十分有益的。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普遍精神,和谐理念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积淀与深厚的理论渊源。先秦诸子百家从不同的层面,均毫无例外地阐述过和谐的思想理念,如道家的“和合”,墨家的“兼爱”、“非攻”,名家的“合同异”,法家的法治理论等,其中以儒家学说最具代表性。“君子和而不同”、“中庸”、“中和”等,表达的正是有序性、协调性以及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理念。儒家强调的是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自然与自然的和谐。《大学》中所概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达到这种和谐的途径。 “大同”世界就是这种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目标。当这种追求被付诸一种政治实践后,和谐思想理念就会对中华民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成为把中华民族凝聚起来的一个巨大动力。历代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或“贞观盛世”所留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启示和教训。
  从公元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到六四九年(贞观二十三年),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的时期。在位期间,李世民励精图治,在当时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统一了国家,并审慎地调整统治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一个“中国既安,四方自服”的相当稳定的 “治世”。史书记载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资治通鉴•卷193》)。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贞观之治”是相当和谐的一个社会。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㈠和谐的政治。李世民即位后,以“亡隋为鉴戒”,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于是实行“宽刑简政”,反对酷刑暴政,任人唯贤,注意纳谏。同时,加强法制,澄清吏治,积极协调各种人际关系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较为宽松、宽容的社会政治环境。
  ㈡和谐的经济。经济方面,李世民强调“以农为本”,“不夺农时”,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兴修水利,采取了较开明的土地与人口政策,使社会秩序稳定,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结果,连年丰收,米价下跌,流散到塞外地区的各族人民纷纷返回内地,农业人口迅速增长,垦荒面积不断扩大,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
  ㈢和谐的思想文化。随着国家强盛,经济繁荣,李世民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信心十足,主张广开言路,提出“偃武修文”,提倡并蓄兼收,百花齐放。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学术文化,只要不影响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不排斥,而采取开放的政策。于是,儒道释和谐并立共生,祅教景教等相继传入。最终,盛唐文化学术绚丽多彩,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㈣和谐的民族关系。李世民从儒家的“仁政”出发,主张“汉夷一家”,睦邻友好,积极调整民族关系:设置羁縻州府,承认少数民族在一定条件下的自治与合法地位;重用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采取和亲、联姻等形式与少数民族建立起血缘关系,逐渐缓和了民族矛盾,开创了民族关系相对和睦的新局面。
  ㈤和谐的对外关系。由于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民族和睦,李世民推行积极的、友好的对外开放政策,专设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专设商馆以招待外商,同时设立“互市监”以掌管中外贸易。当时与中国有往来关系的国家多达70多个,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活跃。京都长安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成了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集汇地。中国在当时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声望。
  应该说,“贞观之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和谐理念的一种政治实践,对于我们当今理解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与启示:
  第一,领导者集团的忧患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在位之初,李世民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时刻以“载舟覆舟”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并经常告诫身边的大臣要记住隋朝灭亡的教训。这种忧患意识使李世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他能比较客观地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成为他励精图治的内在动力。这在方针政策上的表现就是民本和谐思想的形成,在措施上的具体表现就是与民休息。他曾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贞观政要•卷六 •慎言語》)“贞观”时期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处理好阶级阶层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贞观”时期,李世民比较注意培育一种开明的政治风气。他把君臣关系比作是鱼和水、父和子、源和流等关系,把君民关系比作是水和舟的关系,并积极地调整君臣之间、君民之间以及臣僚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切实措施,引导大臣们评论朝政。在用人方面的表现,就是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唯才是举。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出身于农民起义的将领,有原为其政敌的部下,有来自世家大族的,也有来自寒门庶族,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将领,甚至还有奴仆出身的;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关系上,李世民也是保持这种基调不变,采取了比较平等、友好的态度。由于这样,当时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社会政治环境宽松和谐。这有利于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发展社会经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贞观”时期,李世民认为,“人以衣食为本”,要立国安民,首先应解决百姓的吃穿问题,使百姓无衣食之忧。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民安民措施。于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安心生产。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发展。这正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四,加强制度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贞观”时期,李世民为了提高决策与行政效率,非常重视加强各种制度的建设。“三省六部制”“封驳制”的确立,监察和考核制度的恢复及完善,精简机构措施的推行,《唐律》的颁布等,不仅使方方面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且使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灵活、高效。这就为大治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不过,由于各项制度依附于皇权专制,因而这些制度就缺乏连续运行的机制与长久的生命力。从中国封建社会看,“盛世”或“治世”一般出现在王朝的初期,到了晚期,由于统治者的蜕化变质,各项制度日益缺乏其应有的活力和动力,最后的结局是人亡政息。李世民也不例外,他无法超越历史。这也从反面说明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制度的保证,必须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与理性的政治设计框架。
  第五,建立公平、平等、开放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贞观”时期,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由于“取士不问家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平等、开放、竞争的精神。它的推行就为大批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相对平等、公平的机会与客观标准,这一方面改善了政权中的人员成分,使政府更具开放性,同时又为政府行政管理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集权。这对于“贞观盛世”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建立公平、平等、开放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才可能保证社会协调、稳定、和谐发展,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才会进一步增强。
  第六,促进社会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差异、整齐划一的社会。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国语•郑语》),就是强调多样性的统一。“贞观”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高度繁荣发达,既是国内各个思想文化流派相互激荡、百花齐放与中外文化频繁交流、取长补短的结果,也是“和而不同”理念的生动体现。开放、兼收并蓄、融合、创新,就是对当时思想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
  (肖承罡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