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劳资关系的三大思路》
民进佛山市委 梁绮惠
一、价值认同：劳资关系稳定和谐的基础与核心所在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选择的路径是政府控制的渐进式的改革。即在基本不触动原来的既得利益格局（存量）的前提下，在经济的增量部分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其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与其相适应，我国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硬件”措施都支持其发展，但是，法律及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观念、心理、灵魂、潜意识等“软件”方面都得到了认同。事实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观念，使不少人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做法仍然心存疑虑。很明显，如何从理论上对剥削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给予解释，将关系到劳资关系的建立。因为劳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和契约关系，也是一种文化关系。因此，发展和谐劳资关系不仅要完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还要达到文化上的认同，而文化认同则是劳资关系稳定和谐的基础与核心所在。
当前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存在的错误：
第一种错误认识是认为剥削都是恶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反复的，片面的宣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是：“剥削”是罪恶的、可耻的，剥削是不劳而获的代名词，富人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穷人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观念的社会化，一方面造成了根深蒂固的仇富心理，另一方面模糊了封建剥削与资本剥削的界线，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很明显，如果离开历史的发展，来对剥削作道德的评价，那剥削无疑是不公平、不合理、不正当和非正义的行为。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者应当得到自己所创造的全部产品，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事实上，剥削是否具有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一个伦理问题。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剥削的产生、存在和最终消灭，不是出于人们主观愿望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曾明确告诉我们：“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②引文的后半段，虽然说剥削的历史正当性后来消失了，但毕竟肯定了它在历史上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历史的存在权。----他本身的暂时的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的必然性中----。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③很明显，马克思把资本运动的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把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当作资本运动的具体形式来看的。因此，我们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对立的认识上，更不能停留在道德意义的层面上，而应通过剥削关系这一资本运动的具体形式去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认识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扬弃运动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剥削，正确地对待剥削，逐步创造条件消灭剥削。
第二种错误认识是认为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有对抗性、是零和游戏.他们只从利益较量角度审视劳资关系，认为劳资关系只是利益关系，认为雇主和雇员之所以进入同一个企业，都是为了经济收益。在一定时期，企业总收益总是一定的，必然存在“你多我少”，必然是一方吃亏一方占便宜的局面。这就容易造成资方漠视劳工利益，任意克扣、拖欠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迫使工人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工作，甚至出现了一批令人发指的“血汗工厂”。从现象上看， 从在短期利益上看，劳资双方是对立两极， 劳方受资方的控制， 资方占有了劳方创造的剩余价值。但若从本质上看， 劳资双方又是同一的， 二者不仅共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活动中， 而且， 资本在本质上同一于劳动。因为 资本本身代表的是一定劳动要素的具体组合。资本作为投资， 总是一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组合， 资本作为价值运作手段和本身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促使其充分发掘发挥劳动和物化劳动力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 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潜能，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只有在资本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组织运作中才能充分发挥。中国改革开放在短短十几年间就从商品短缺的卖方市场变为商品充裕的买方市场，其关键原因就是我们在观念上重新认识了资本的历史作用， 在实践上实行了利用资本、发展资本的政策， 不仅引进外资、开放内资， 而且进而以资本这种经营管理关系来根本改造国有企业即对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这充分说明了资本可以为劳动所用， 劳资双方的共生两利关系是可以成立的。资本的属性有个性的一面，即所有者归属性，也有共性的一回，即社会使用性。任何资本无论其归谁所有，无论其所有权如何界定，就其使用性与效能来讲都具有社会性。国有资本具有社会性，私有资本同样具有社会性。无论何种形态的资本，无论谁的资本，都必然在资本的营运过程中，在为其所有者增加利润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提供了税收、就业机会等，其中，首先获得资本所带来的利益的，就是资本的使用者。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职工都是使用资本为自己干活，可以说自己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掌握在自己和自己使用的资本的手中。企业搞不好，损失的既是其所有者，也是资本使用者，即职工本人，而首当其冲的正是职工本人。因此，社会应该珍惜资本，尊重资本，无论其是国有还是私有。
第三种错误认识是把自主创业活动及经营管理活动排斥在劳动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把劳动和劳动者极端的狭义化，在生产力领域极力推崇体力劳动，削弱了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曾给我国和前苏联带来严重危害。既然把劳动看成工业领域和农业领域的直接生产劳动，而把其他劳动要素和生产条件看成是不能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从而在理论上制造体力劳动是价值制造的决定因素，认为人天生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角。于是曾出现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倡导群众运动，打人海战术。对于生产过程中，知识与智力的作用，技术的作用，生产工艺的改进，生产设备和生产管理的优化都很少顾及，从而就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使我国长期处在“短缺经济” 状态。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口达到10亿，各种劳动力近6亿，而国内生产总值不过3000多亿。这说明，无论是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还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在我国都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潜力。因而，承认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获取相应份额收入的正当合理性，有助于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第四种错误认识是非市场意识.认为只要劳动就光荣， 而不管该劳动是否为市场所承认。把劳动价值与市场承认割裂开来．不承认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包含着风险收入.
第五种错误认识是认为对劳动者的保护会损害资方利益，不利于企业发展，因而也就不利于经济增长。保护劳动者不仅仅是保护生产力，同时也是保护消费者，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二、制度构建：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内在要求
当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被公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 每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目的， 会无意而有效地增加社会公共利益；正是由于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 会无意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达到的效果还大。斯密的经济人包含着三个基本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自利”， 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 第二个命题是“理性行为”， 经济人是理性的， 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 从而使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第三个命题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 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说中最有意义的问题， 因为它搭建了个人私利如何促进社会公益的桥梁。但由于西方经济学视制度因素为外生变量，所以却有意无意的疏漏了对第三个命题的研究， 甚至直接的把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解释为“私利即公益”。似乎给人的感觉是: 无需任何机制， 经济人的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就会自发“共舞”。这显然是个美好的幻想。
彼德•德鲁克有一句名言，一个健康的企业与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④ 经济学家W •阿瑟•刘易斯曾经说过:“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政府只对很少的事情进行干预??但是，在发生迅速转变的社会中， 很难有什么政府可以忽略的问题。”⑤ 而且，“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⑥。我国当前制度转轨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与制度两大系统未能实现良性互动，甚至有时是恶性循环。表现为一些地方在生产力发展中盲目追求GDP指标的数量增长， 所制定的经济制度不能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有效导引到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上来， 有时甚至出现“经济越增长、人们的普遍福利水平越低”的不和谐现象。地方政府担心对非公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可能导致企业主转移资本、到异地投资，从而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往往对企业主的侵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对于现阶段的我国政府来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来保护劳动者的生存权，建立一个完善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为此，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充当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者，集体谈判与雇员参与的促进者，劳动争议的调停者，就业保障与人力资源的规划者，公共部门的雇佣者。在扮演保护者和规划者时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完成任务；作为促进者和调停者应该采取中立和不多加干预的态度。通过制度的构建包括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建立并完善政府、工人和企业主“三方协调机制”；建立并推广集体谈判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共享企业发展利益的机制；建立经常性的劳资双方民主沟通和对话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三、培训教育：是改善劳动者地位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
“通过向自身投资，人民能够扩大他们得以进行选择的范围。这是自由人可以用来增进自身福利的一条道路”，“如果没有知识和技能的增长，除了那些靠私有财产获取收入的人，其他人将只有艰苦的体力劳动和贫穷，正如福克纳在《介入者的困境》（Intruder in the Dust）一书中描写的那种一个孤苦农民黎明下地干活的景象。‘既无技术又无知识的人是完全无依无靠的’”。“在一个正常的商业周期内，供给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在工商业衰退和繁荣的变化期间，……，工资和薪金收入波动最大的人是非熟练劳动力以及根据雇主的劳动要求进行了最低程度专业化训练的工人，还有那些资历最浅的工人⑦。刘林平、张春泥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培训、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企业规模和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规模越大，工资越高，工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⑧因此，作为教育培训体系的宏观指导者的地方政府，要担负着相关政策制定、培训资源整合、培训过程管理、倡导社会积极响应等重要责任。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同时要加强资金的监督管理，以确保各级配套资金的及时落实和合理使用，以充分发挥资金投入主渠道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引导用人单位及社会中介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比如，上海市政府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6-7亿元，用于公共实训基地的建设，按照上海市产业发展需求和瞄准世界制造业的一流水平，购买技术含量高的先进设备，集中建立了7个公共实训基地，面向社会招收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员进行强化训练，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这一做法，避免了在各类教育培训分别建立实训场地，造成低水平重复的情况。建议借鉴上海经验，按照合理布局原则，在全省建立若干个全国一流的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为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提供基础保障。 同时，要重视培训内容的设计，除依据培训目标外，还要反映农民个体特点和需要、切合企业需求。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专业覆盖面广，培训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要设计出面向实践、操作性强的培训内容就需要认真思考农民的培训需求，做好培训需求调研，设计合理的培训项目，确定适合农民的培训强度，重视实践教学，”订单式"培训与全面培训合理结合。
作者：梁绮惠，民进佛山市委委员，佛山科技学院公共管理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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