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成立
民进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60多年前，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在上海的以马叙伦、王绍鏊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知识分子，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成立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相继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坚决站在人民的一面，带领成员积极投身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经受了严酷斗争的锤炼和考验。
1948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延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是1948年这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决战最终胜利者。4月23日，马叙伦从香港给毛泽东发去贺信，表达了民主促进会欣喜之情。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为了进一步孤立反动集团，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以争取和迎接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在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发布的口号里，向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 “五一”号召一发表，民进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5月5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农工、致公、救国会、民促(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党派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积极响应，民进还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正在中国反动派的‘国大’活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二十三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本会“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民进的这一宣言，充分表现了它在经过两年多的实际斗争后更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愿望和决心。从此，民进在准备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工作。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地、具体地提出了民进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提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一、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二、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三、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并临时性的)。同时，民进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共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在总则中，民进提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指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阶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联合政府的名称拟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并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在其他各章中，民进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与后来一九四九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精神基本上是一致。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致电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王绍鏊等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大家奔走相告，甚大鼓舞。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当时在港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大家估计解放军一打过长江，全国很快就会解放，新政协即将召开。
为了及早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远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踏上了奔赴解放区的征途。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保护下，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别于1948年10月、12月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1948年秋，周建人全家也从上海坐船到天津，再秘密辗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受到了解放区军民和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1948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和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商讨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组织。民进马叙伦参加了讨论。
1949年1月，当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并根据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基础之后，1月22日，民进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挽救他将被灭亡的命运”，“相信全国人民也一致地支持这些条件，并要请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一致联合起来，坚决、迅速，实现这全部条件”。这篇宣言还公开宣布：为了实现国内永久和平，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决不使我们阵营里有一个反动分子可以立脚，和提出一个中间路线或是相象中间路线的口号和主张。”接着，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发表告本会同志书，提醒各地会员要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阴谋。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1949年2月，马叙伦与沙千里等六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联名发表告上海同胞书，呼吁上海人民团结起来为全部实现八项和平条件努力奋斗。
平津战役胜利后，马叙伦等五十六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祝贺平津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入关。林伯渠带了一封周恩来同志给马叙伦、许广平的亲笔信，信中说：“彝老、景宋两先生：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周恩来二月二十四日。”寥寥数语，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进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重视。
1949年2月28日，进入解放区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平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等6人出席会议。此前，进入解放区的民进总部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热情地描述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只见中国共产党在替人民苦干，只见他们被人民拥护。解放区满眼都是新气象，我们充满了新中国的新希望。”
1949年4月，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胜利渡江，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及早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加紧进行。
1949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席亲自邀请马叙伦商谈有关政协筹备、经济建设及外交、贸易等问题。5月28日晚，周恩来又邀请马叙伦座谈，讨论有关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前途问题。在这两次座谈中，马叙伦都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6月上旬，马叙伦领导民进在北平的理事，认真讨论了《共同纲领（草案）》等，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1949年6月15日，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胜利步伐，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经过多次讨论协商，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郑振铎、周建人、雷洁琼、葛志成分别代表文化界人士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马叙伦并被推举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委员。会议之后又分各个筹备小组，民进负责人参加了筹备会各小组的工作：马叙伦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王绍鏊、郑振铎、葛志成参加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周建人、许广平参加第三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林汉达、雷洁琼参加第四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马叙伦、郑振铎参加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1949年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定为四十五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其中中国民主促进会名额为8人。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担任常务委员，并任“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1949年7月10日，第六小组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截至到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 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庄严指出：这次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民进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是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候补代表是严景耀。民进会员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参加了大会。叶圣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全体会议。马叙伦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1949年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民进负责人王绍鏊、赵朴初参加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许广平参加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周建人参加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雷洁琼参加宣言起草委员会，马叙伦、郑振铎参加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并担任召集人。原第六小组改为审查委员会，但名称中没有“国歌”字样，说明国歌问题当时难以审查制定。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于1949年9月21日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因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做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先后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并提交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产生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民进参加政府工作的有：马叙伦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王绍鏊任财政部副部长；许广平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周建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徐伯昕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雷洁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葛志成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陈巳生、谢仁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
1949年10月1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刻起光荣诞生。
1949年10月9日下午3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议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的第一次会议中，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决定加以采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一九五〇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此后，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被称为“开国大典”，并以这一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从此，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壮大，民进的任务和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文来源于民进中央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