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独裁 争民主
一一民进在港九时期工作概述
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攻势作战，消灭了亲美反共的蒋介石集团军队一百五十二万，蒋介石接连损兵折将，由优势变为劣势，面临全面崩溃的境地。
然而，蒋介石反动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蒋管区更加疯狂镇压人民，实行白色恐怖，扼杀民主进步力量。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中央日报》公布所谓搜获《中共地下斗争总路线纲领》，并发表评论，诬蔑民进等几个民主党派“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并在发布“勘乱动员令”后，国民党训令其各级组织，对民盟，民进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实行对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其余“-律格杀勿论”。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勒令解散。同时，对民进领导人公开进行诬陷，妄图加以迫害。十一月-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怒斥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人民的暴行，并郑重表示“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捕杀不辞，驱胁无畏”。他的铮铮之言，不仅是他个人临危不惧，义无反顾，为革命甘愿献身的精神的表白，也是民进会员的共同誓愿。
为迎接更大的斗争，民进决定暂时隐蔽转入地下活动，逐步转移力量，到香港继续战斗。-九四七年冬，在中国共户党的秘密帮助下，马叙伦。王绍鍪，徐伯昕等领导人先后从上海转移到香港。
利用香港特殊环境 继续揭露美蒋罪恶
由于蒋管区环境的日益恶化，国内一些民主团体负责人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撤至香港。一九四八年元月二日正午十二时，在港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柳亚子，沈钧儒，彭泽民．谭平山，陈劭先，朱蕴山，王绍鏊、陈其尤，方方等一百零八人，假座金陵酒家二楼举行“表示大家团结一致完成革命任务”的新年团拜茶聚会。上午十一时乘船抵港的马叙伦立即赶赴盛会。马叙伦在大家鼓掌欢迎下起立讲话，他说，今天主要的是使一般人了解-个意义，许多人将目前形势当成是国共斗争；应使人民了解：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不仅如此，是地主与农民的斗争……民进领导人抵港行装甫卸立即投入反美蒋的斗争，揭开了民进在华南地区开展反独裁争民主斗争的序幕。
马叙伦，工绍鏊，徐伯昕等到港后，一方面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经常联系，以星期聚餐会的方式，座谈国内形势，商讨斗争策略，-方面又吸收了司马文森等文化出版界爱国人士加入民进。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坚持与蒋介石集团继续斗争。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演出了一幕“行宪国大”的丑剧，蒋介石当上了伪总统，李宗仁为伪副总统。他们变本加厉出卖主权，遭到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痛斥。四月二十日，马叙伦在港发表谈话：“我得指明他这种根本，没有人民气味的伪国大和他所选出的什么‘总统’、‘副总统’都是人民所绝对不能承认的，他在国际和 国内一切行动也绝刘无效的。”四月二十三日，王绍鏊为南京伪国大选举“总统”事发表意见认为，是无国内国外，凡属中国人民，应该一致起来，否认这伪国大选举出来的“总统”。四月二十六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香港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操纵选举产生的伪政府和伪政府的一切行动，表示一概否认。并庄严宣告；现在 “中国人民力量壮大了。他们惟一的坚决的要把中华民国还给人民，要把中华民国真正地为中华民族所有。他们不但要消灭南京独裁政权，他们还要把拿南京独裁政权做工具，阴谋夺取中国做他的反苏基地而帮助他伪装民主中国，欺骗世界的美帝国主义的恶势力逐出中华民国！”
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声援上海、北平等地的爱国学生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于四月二十日在《华商报》发表了《我们该大踏步前进》一文，揭露南京独裁者，为要登伪总统宝座，唆使他在伪国大的特务，通过了比伪“修正戒严法令”更广泛地无所不为地迫害人民、驱而置之死地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指出： “这样一个卖国殃民的集团和这样一个卖国殃民的独裁者，是我们绝对不能饶恕的罪人，也是我们绝对不可宽纵的敌人。”号召大家必须迅速地结束这个独裁卖国的政权。并指出：“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就在前面”。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掠夺广大人民的财产，发布了一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即所谓“改革币制”）。民进认清这一命令的内幕阴谋，特于八月二-十四日邀请许涤新、章乃器，千家驹，狄超白、陈文川等经济专家座谈讨论，揭露这一命令的本质。并于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指出南京独裁政府的币制改革，完全是进一步掠夺全国国民的财富，企图延长其独裁寿命的手段。并号召全国同胞起来，以有效的行动及时粉碎独裁者的阴谋骗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华商报》特载中国民主促进会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学生》一文， “独裁政府屠杀学生的暴行，已达到疯狂的程度”，“希望全国学生也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不畏强暴r勇敢地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加紧努力，才能够粉碎独裁者的进攻和迫害，才能够最后获得自身的安全保证，和获得自由民主的学习生活！”
在此期间，民进还和香港的民盟、民革，农工，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致公党等联合作战，揭露美蒋反动阴谋和罪恶。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在港民主党派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不承认南京政府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六月六日，民进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J七月八日，又联名抗议暹逻政府滥捕华侨的暴行，十月十日，民进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号召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都应该赶快起来，为打倒内外民族敌人，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而努力！十二月四日，他们又发表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坚决反对南京反动政府破坏产业和迫害人民的暴行，号召各界同胞为保护产业和保障人权而奋斗。
在国际方面，民进和各民主党派联合致函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感谢他们反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致函联合国，否认以国民党王世杰为首的代表团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十月间又为美国侵略中国的领土主权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书等。民进与其他党派一道联合作战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国际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参加筹建新政协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布的口号里，向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五一”号召一发表，民进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五月一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和民盟、民革，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党派和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同时还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呼吁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派，实现民主。民进还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表示“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宣言最后表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而奋斗不懈，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进的这一宣言，充分表现了它在经过两年多的实际斗争后更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接受中国共产党政策的领导的愿望和决心。
在准备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中，民进在香港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工作。六月二十六日，民进在港理事会根据各党派星期座谈会的要求，先期讨论了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民进的这些意见，在各党派联合的星期座谈会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甩，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七月十七日根据各党派星期座谈会的要求，民进在港理事会又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为表明民进的主张，会议决定以书面形式向中共提出拟议中的新政协施政纲要。七月三十一日，民进在港理事会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具体提供了民进对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纲领的建议，共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各章，其中明确指出“民主联合政府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 “人民解放军即为人民自己之武力，亦即国家之武力。”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为了及早筹建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保护下，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别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月由香港到达解放区，在那里继续展开筹建新政协和揭露美蒋罪行的战斗。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民进在香港还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和提出和平民主的八项条件，表示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的决心。
同年二月，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又以民进常务理事名义，函告上海，北平、香港的民进同志坚决站在革命一边，指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划界，绝无调和之可能”，此时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正和平的罪人。
民进港九分会的成立及主要活动
一九四七年底，马叙伦，王绍鏊等领导人以及一部分会员先后到达香港，他们在港联合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活动，吸引了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加入民进组织，民进在香港形成一股基干力量。根据斗争需要，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民进在港理事谈话会决定筹设民进港九分会，并推孟秋江、司马文森，陈秋安，孙伯子，王幸生，梁园，孙用均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在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总部理事亲自领导组织下，八月十五日，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由陈秋安，梁园，梁纯夫，徐力衡（胡明树），谢加因为第一届理事，陈秋安，梁园，谢加因任常务理事。随后，民进在港理事马叙伦，王绍鍪等参加分会活动。徐伯昕，柯灵，梁纯夫，陈芦荻，谢加因，陈国容等均经常参加活动。他们每月经常聚会，商谈国内外情况，积极开展活动。成立以来，共开理事会议及扩大理事会议十九次。一九四八年底，马叙伦，王绍鏊等由香港进入解放区，港九分会由徐伯昕具体负责，徐伯昕翌年三月离港后由陈秋安代理。
民进港九分会成立后，积极在港进行抗独裁、争民主的斗争。民进港九分会成员大多数是在港文化出版界人士，他们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撰写文章、编辑书籍，通过各种渠道展开斗争。
梁纯夫于一九四八年元旦在《华商报》发表知识分子要《为人民大众翻身服务》，七月十一日又在该报撰文《论大西洋集团》并指出，“大西洋集团”“是以反共反苏来达美帝国主义者来奴役世界人民和独霸世界来达反共反苏的目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在港创刊的《民主时代》杂志中，梁纯夫又发表了《揭破美帝侵略东欧的阴谋》，文中最后指出，中国人民民主新政权正在建造中，类似的麻烦也可能面对着我们，匈、保的教士案无疑地提高了我们的警觉心“。
当时香港的儿童文学发展比较蓬勃，负责《华侨日报》副刊《新儿童》编辑的胡明树，主编《儿童文学连丛》的谢加因，主编《学生文丛》（争取后进学生为对象的，最多发行5000册，茅盾，邵荃麟，叶以群等曾借500港币，销路打开后已还）的陈芦荻，胡明树等民进会员都利用各自阵地，以刊登进步文章、书信交流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争取未来一代。在 南国书店工作的范有祯（兴登）等同志与香港前进、新民主、智沅，学生等比较进步的书店一起向海外，国内做了不少宣传播种工作。他们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华南地区的民主运动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民进港九分会成立后，根据形势变化和地区特点，在总部的指示帮助下及时开展各项活动。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年。《华商报》邀请港九的社会名流和进步人士，举行”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元旦签名团拜。港九分会成员谢加因等签名纪念，他们与四幅签名录的团拜者一道，互相祝贺志喜，预祝全国性的伟大胜利迅速到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民进港九分会召开会员大会，改选陈秋安，梁纯夫。陈国容、谢加因、陈芦荻为理事，林伯子，徐力衡为候补理事，陈秋安，梁纯夫，陈国容为常务理事。中经前后理事会议，议决授权马叙伦选派陈秋安，梁纯夫出席民主党派星期座谈会，并由陈秋安参加工业座谈会的领导工作及建中工商专科学校的教育工作。二月十五日，港九分会负责人陈秋安向在解放区的民进领导函复表示，南京反动政府伪装和平实行备战之情形，此间民主各报多已深加著论揭发其阴谋，而同人等均能了解不受蒙蔽。同日，他们又函告港九分会经于第一届第十二次扩大理事会，提议将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报请总会决定示复。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民进在北平北京饭店举行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徐伯昕理事报告港九分会工作情况。大会同意将港九分会改组为华南分会，并对华南分会发出六点指示：
1）该会在各地工作时应与当地中共取得密切联系，
2）该会在蒋管区之地下工作可单独积极进行，但在香港工作除与中共取得密切联系外，对于各民主党派当配合进行，不采取突出行动；
3）该会之工作对象是争取文化界、工商界及自由职业者各阶层之群众；
4）该会之工作目的是组织知识分子配合华南解放运动，加速完成新民主主义之使命，
5）该会当籍参加领导建中商业专科学校之机会（注：建中商业专科学校是华南分会负责人胨秋安与其他香港进步人士合办的具有进步倾向的学校，陈担任学校的常务理事并参加教课），努力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发展群众工作；
6）该会根据以上指示可按照当地具体情况相机开展各种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民进港九分会改称为民进华南分会。分会成立后，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渡江战役开始。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镇压。在这段严峻困难的时期，民进华南分会在民进总部的领导下，密切与中共联系，配合在港各民主进步力量，在争取港穗两地文化界，工商界自由职业者各阶层人士，开展各项反蒋爱国运动，组织知识分子配合华南解放运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时期分会工作，除开会交换意见和学习研究外，拟订了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以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预备。会员个人，则就其职业岗位，参加文化，教育，经济，妇女等界民主运动。直至新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前夕，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离港，北上参加协商，香港政府监视加严，民主党派一面仍公开括动，一面转入地下工作，同时直接参加解放战争。广州解放前，分会会员中温崇实，沈稼耘，陈国容等北上，林伯子回福建，陈秋安留港。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响应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号召，陈芦荻、梁纯夫、谢加因，胡明树等参加东江大鹏湾教导营（昆仑山）学习，准备广州解放时协助接管工作。广州于十月十四日解放。他们由惠阳兼程于二十一日到广州参加军管会的新闻处，文艺处等工作。不久，陈秋安，范兴登等陆续回广州。
一九五O年，民进华南分会迁至广州，开始了领导广大会员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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