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在港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中共“五一”号召发布后，民进开始同时承担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和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积极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双重任务。
在第二条战线方面，留守在沪的民进会员，在国民党的重压统治下，继续同反动政权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香港，由于成员较少但环境相对自由，民进采取了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战斗的形式，公开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样表现了高昂的斗志和活跃的姿态。当时民进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反对美国政府援蒋扶日的对华政策，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1948年6月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然否认美国扶植日本、国民党制止和镇压人民群众反美扶日运动的行径激起了在港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谴责。6月7日，马叙伦、王绍鏊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陈其尤、郭沫若等在《华商报》头版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痛斥司徒雷登的谬论，指出“美帝国主义欲奴役我中国，全力支持反动势力，以华制华。顾因诡计未易实现，乃复扶植日本复兴”，这种“借刀杀人，暴戾如狂”的行为，已“举世共见”，赖是赖不掉的。28日，马叙伦又与学术工作者一起联名发表《正告美国大使》的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纪念“九一八”之际，民进以《警惕国人，新“九一八”又来临了》为题发表谈话，抗议美国政府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呼吁全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更坚决和人民的革命力量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奋斗，争取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把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一起交给人民去审判”。lO月 22日，民盟、民革、民进、农工、致公等民主党派，联名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控诉书，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帝国主义自二次大战以来的侵华罪行，指出：“美国政府利用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内战，来一步步遂行其内部去占领的政策”，其手段就是和蒋介石政权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此去“敞开中国的大门”，“压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商业”，“侵略中国主权的完整”，“打入中国的政府内部”，从而达到“侵略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的目的，控诉书说：“美国政府的这种侵略政策，是在防共反共的口号之下进行的”，“但是，在我们中国人民看来，中国共产党给农民以土地，实行保护工商业，执行劳资两利的政策这是适合人民的要求的”，“今天中国所进行的内战，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独裁的革命战争。”民进等民主党派在世界人民面前，高度称赞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控诉书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责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军队，放弃一切在华的军事基地，停止援蒋，废除中美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控诉书并郑重声明：“南京政府派出的王世杰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说话。”民进在这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斗争中，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历史责任感。
二、继续揭露和谴责国民党独裁政府的罪行，号召和动员国统区人民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斗争。1948年7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又残酷地杀害 4名无辜群众。7月18日，马叙伦、王绍鳌等民主人士联名在《华商报》发表文章，控诉独裁政府屠杀人民的罪行。19日，马叙伦发表《蒋管区的同胞应该起来制止独裁者的罪行》，号召国统区人民自觉行动起来，为推翻南京独裁政权而斗争。国民党集团为进一步掠夺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于8月19日发布丁一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即所谓“改革币制”）。民进认清这一命令“表面似为追求美元，内幕或有重要阴谋”；故于24日邀请许涤新、章乃器、千家驹、狄超白、陈文川等经济专家座谈讨论，揭露《紧急处分令》的反动本质，并在8月31日发表《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指出所谓币制改革，完全是南京政府进一步掠夺全国国民的财富、企图延长其独裁政权寿命的手段。9月17日，民进在香港发表谈话，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学生。10月10日，民进和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为纪念双十节联名发表《告海外同胞书》，指出南京政府是一个卖。国反人民的独裁政府，它的残暴，“实在超过了专制帝王，在反革命内战中，残害了千千万万的生命，毁灭了不可计数的财产”，现在，“南京独裁政府的丧钟战响了，军事战场和经济战场都在溃败，政治更是从根腐烂，无可救药”。《告同胞书》号召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人民包括海外侨胞，赶快行动起来为彻底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新政权而斗争]同日，马叙伦在《华商报》发表《三十七年的双十节》，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功。文章说：“实足两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这就证明民众转了方向。现在虽然还没有把整个的中国从国民党反动集团和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民众的力量步步南行了。最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离开反动集团的巢穴--南京，只隔着一个徐州重镇了。这次的济南胜利，是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要彻底胜利的象征，真正的民主的中华民国，会实现了。”马叙伦同时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后，有美帝国主义在支撑，因此，中国的“革命还未彻底成功，所以我们全国同胞还要十分警惕！还要一致努力来解决它！”10月27日，马叙伦再次发表谈话，斥责独裁政府倒行逆施。民进在港的这些活动，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罪恶，鼓舞了留在内地同志的斗志，教育和推动了广大中间群众丢掉幻想，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
三、热情宣传、讴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人民革命斗争。在相对比较自由的香港，民进以极大的热情宣传、讴歌中国共产党，并自觉拥护中共的领导，积极投身人民革命斗争。1948年1月，马叙伦抵达香港后，就接连发表两篇重要文章《做中国人该勇敢地迎接大革命》、《从“正名”说到民主国家的叛逆》。 文章详尽剖析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指出现在中国已临到必须大革命而大革命也正在进行的时期，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就是“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包含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的”都从独裁政权和帝国主义奴役的双重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改造出一个新中国”。马叙伦指出，蒋介石是 “中国人民的叛逆者，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贼”，他热情称颂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的
为解放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而有武力的集团”，“在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救星，就像我们从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来说，他是为国家人民而斗争的先锋集团”。中共“五一”号召发布后，马叙伦在《群众》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的文章，公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 “当然的领导者”，他还说：“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殖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他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制定了“先要生产”的政策，盛情称颂共产党的 “土地法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但仍给地主有同样的一份”，这就是“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关于“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归国家所有，但同时并不主张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也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换句话说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这符合“节制资本”的政策。因此，共产党的“农工两大政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救国的经济政策”。马叙伦说：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法和“五一”号召，是中国历史上 “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是“胜利的檄文”。中共“五一”号召后，民进把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作为是自己的战斗任务，把共产党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1948年9月初，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宣告成立，民进闻讯后，即驰电祝贺，称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为中国民主史程上伟大标志，豫示世界的新中国之即将诞生”，同日马叙伦也发表谈话，称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是“未来全国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4日，民进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电贺捷，贺电说，“关外三乘，定全局子磐基，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全球为之刮目，美帝于焉坠心。”贺电还热烈称颂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决断和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实赖两先生老谋荩画，领导有方；各司令运筹致果，凌厉无前；是以肤功叠奏，捷报频传。”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大中城市相继解放，需要大量干部到那里去工作。中国共产党欢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并鼓励他们输送优秀干部。民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提议。1948年12月，马叙伦、徐伯听布置会员吴企尧利用租借外轮进行贸易的机会，陪送三位文化界战士经朝鲜转赴东北解放区，同时还带去了许多图书的纸型，以支援解放区的文化出版工作。
摘自《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第六章第二节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