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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捩时局的曙钟

信息来源:本网 时间:201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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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广东省委  肖承罡
 
  自从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持续蓬勃高涨,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1948年上半年,在两条战线的打击下,国民党连续损兵折将,由优势转为劣势,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境地。中国的政治格局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已为期不远了。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政策问题就成为决定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诚如毛泽东所说: “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1]
  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孤立反动集团,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以争取和迎接革命的最后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包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在内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二十三条,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发出了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号召。“五一”口号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愿望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与时代趋势,因此当即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无党派民主人士与海外华侨社团的热烈响应。
  中共“五一”号召一发布,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民进,所以民进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在其围绕“五一”口号二十三条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评论及文献中,包括《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5月24日)、《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马叙伦,5月)、《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7月)等,民进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斗争方式等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民主革命新的形势下自身的性质与任务的认识也有了升华。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民进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认识总结的基础之上的,并具体地体现在民进对“五一”口号二十三条的认识与理解当中。概括地说,对于“五一”口号二十三条,民进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认识与理解:
  第一,高度评价了“五一”口号二十三条的划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 [2] “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3]“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要就是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弃,甘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4]在此,民进第一次公开庄严宣布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奋斗。这是民进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做出的惟一正确的历史选择。
  第二,认为“五一”口号二十三条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不能割弃其余而强调其一”。[5]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马叙伦具体分析说,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是对新中国的政治设计,第八至第十七条揭示了新中国农业与工业政策纲领,这一切“已经指示了新中国形态建设的程序,和人民建立新国家基础的成分”。所以, “这次口号,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将出现的姿态”。他进一步强调指出:“便叫世界的大政治家来给中国诊脉开方,实在不能有超出这个的方案”。[6] 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充满着信心与渴望。事实上,“五一”口号二十三条其向世人昭告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第三,再次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看法及态度,指出:“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国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7]在民进总部迁移到解放区不久,马叙伦领导民进召开了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一致要求实行的主义”,确定 “本会当尽力与中共及其他党派……一致努力促其迅速实现”为今后的指导方针。会后,马叙伦与来到解放区的王绍鏊、许广平联名发表告本会同志书,向全国各地的民进会员讲清形势,动员大家与蒋家王朝作最后的斗争。文中特别提醒会员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阴谋,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要求全体会员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并希望他们在各地联合各阶层民主人士,“共同击灭为美帝奴才卖国殃民之反动集团与其首领蒋介石”。[8]民进一如既往地对“中间路线”持批判态度,并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及在未来胜利的必然性,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渐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将自己一般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提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高度。
  第四,“五一”口号二十三条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趋势,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实现口号的价值,不仅在于坐而设计,而更在于各自岗位以坚决的行动来配合。”[9] 在这一点上,民进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一致的。基于这种认识与理解,所以中共“五一”号召发布后,民进开始同时承担在第二条战线上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和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积极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双重任务,以极大的热情与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为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民进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为实现“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将新政协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作了深入的比较,揭示了两者之间本质上的差别。他指出:“上次的政协,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集团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妥协的。这是性的不同。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因此,“这一个政协,不是继续上次的政协,他的性质完全和上次的政协不同。”[10]在此基础上,马叙伦进一步指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深远意义与影响。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讨论出一个政治纲领,成立一个协议,“来供给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的采纳。这是实现新中国的初步重要工作,同时他还要负担起人民代表大会怎样组织怎样召集的一件繁重工作。”所以,“新中国的基础是要建立在这一个会议上的。”[11]后来的事实也正如马叙伦所预料。 1949年9月21日-9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这次会议产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总之,马叙伦的《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简要地阐明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从思想上理论上统一了广大民进会员的认识。还须指出的是,马叙伦的这一看法同样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认同。[12]
  其次,民进在港理事集中讨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及代表资格等具体问题,一致认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应在解放区,召集人“当然由中共担任”,并建议“可由各党派授权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对于代表资格,提议不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或社会贤达,都必须以其对现阶段民主运动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后来,这些主张在各党派星期座谈会上得到了各党派代表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13]
  再次,民进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7月31日,民进理事会在港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在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中,民进认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⑴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⑵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⑶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并临时性的)。根据第一项的要求,民进提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订立一个团结一致、配合军事以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务的行动公约;根据第二项任务的要求,民进提出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份纲领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在每一部分中,民进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它还建议联合政府的名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是民进发展历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与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4]
  总体来看,民进对中共“五一”口号二十三条的认知水平是与其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实践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所折射出的是一种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展現了民进的政治敏锐性与政治自觉。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民主党派。这一光荣传统是民进的老一辈创始人所共同创造的,是民进的老一辈创始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它既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沃土,又具有强烈的、鲜明的时代特征。民进的老一辈创始人探求救国真理的奋斗史“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和现代爱国知识分子从旧民主主义走到新民主主义,最终走到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15]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一份无价的精神文化遗产,始终是我们民进不断进步的动力,是我们民进最可宝贵的财富。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之际,重温60年前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中央中央“五一”口号二十三条的认识与理解,不仅是缅怀先辈,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他们那种毕生献给民族振兴、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随时代而前进的革命精神,从而使我们新一代的广大会员更好地为推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
  [2][4] [5][7] [9]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178-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6] [10] [11]马叙伦:《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马叙伦政论文选》,第346、345、348、34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8]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马叙伦》,第64-65页,2001年10月。
  [12] [13] 孙晓华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第37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 孙晓华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第37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许嘉璐:《在“纪念民进成立周年暨研究马叙伦思想与实践座谈会”上的讲话》,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马叙伦》,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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