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

　　编者按：许广平(1898～1968)，字景宋，是现代妇女运动的前驱，是伟大的鲁迅旗帜的捍卫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历任民进一、二、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务。本辑所录柯灵一文，体现了许广平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

　　景宋先生谢世，倏忽已经十二年。综合她的一生，以战斗始，以战斗终。她经历过中国黑暗和辉煌的年代，去世的时候，却遇到了波谲云诡的大动乱。按照她预立的遗嘱：死后不要举行追悼会，骨灰用以肥田。--后来根据家属的意思，把部分骨灰埋到了鲁迅先生墓前的树下。她就是这样在喧嚣鼓噪声中静悄悄地和世界道了别，却把深切的哀思留在人间。

　　景宋先生的文字，不是用笔墨，而是用血肉写的。大别言之，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鲁迅回忆录，刻骨锥心，披肝沥胆，这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她和鲁迅的生命是生死相契的。这是研究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代伟人的重要资料。在这方面，《许广平忆鲁迅》一书搜罗相当完备。另一类是她自己的战斗纪程，《遭难前后》可为代表。它记录了上海沦陷期间她在日本宪兵队里的遭遇，是外国侵略者铁蹄下鲜血淋漓的人间地狱一相。这本书曾于1947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印行，郑振铎在序文里说“这是中华儿女们最好的一个伟大的模范，值得给千百年后的人诵读的”。中国女性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自己独特的精神美，几千年的封建因袭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给她们带来了温柔，也带来了坚忍。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叛逆的女性特别动人。景宋先生就是一个新的典型。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一般女作家笔下的婉约妩媚，缠绵清丽，读者却可以从中听到强烈的心的搏动，看到灼热的火花的闪耀。她的文字不属于文苑中的一般品种。

　　我永远也忘不了景宋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那是1936年10月19日，巨星殒落那一天，我和欧阳予倩、姚克两位到大陆新村瞻仰遗容。为中国革命文化开山的一代宗匠鲁迅先生已经息肩瞑目，躺在床上，宁静如生。黄源站在床边，哭得成了泪人。天真烂漫的海婴(那时才七岁吧)还不理解他身边发生了什么变故，在楼下客厅里的一张圆桌上，爬上去又跳下来，玩得十分高兴，看了使人心酸。出人意表的是景宋先生，她双眼红肿，泪痕莹然，却是庄重镇定，有条不紊地照应忙碌。如果说鲁迅的溘逝对芸芸众生是星殒，那么对她个人无疑是天崩;但她的神情却使人相信，即使天真的塌下来，她也能用双肩顶住。

　　抗日战争的垂天战云，对她是重大的磨炼。她在息影十年之后，又像她被称为“害马”的学生时代一样，走上十字街头。她参加的战斗团体，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几乎包罗了政治、文化、群众、妇女各个领域。就我所知，就有如下这一些：以何香凝为首的抗日救国后援会(何香凝被租界驱逐出境，退走香港之后，她是留守的三个骨干之一)，以胡愈之、郑振铎等为核心的复社，有孙冶方、何封等参加的读书会，由教育、宗教界如沈体兰、吴耀宗等上层人士组成的聚餐会，有张宗麟、李平心等数十人参加的地下国民会议，茅丽英主持的妇女俱乐部(后来茅丽英被敌伪暗杀，群众为她举行追悼会，景宋先生不顾情势的险恶，不顾朋友们的劝告，毅然地参加了。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参加杨杏佛追悼会的动人事迹)，《上海妇女》杂志(后来受到压迫，改为《上海妇女知识丛刊》，假托香港出版)，中华女子职业学校(王任叔和她先后担任校长)等等。她带着羸弱的海婴到处奔走，募款、卖国旗徽章、义卖手工艺品、办难民收容所，直至组织新四军慰劳团……。活动范围的宽广与纵深，正是测量她热情高度的标尺。但这也就给她招来了灾难，给了她一场生死荣辱、大节攸关的严酷考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不到一星期，不遑喘息，就迫不及待地逮捕了她。攻坚战必需首先炸开突破口，日本宪兵队的战略意图正是如此：征服了她，也就掌握了上海人民抗日阵线的锁钥。何况她又是鲁迅夫人，抓住了她，就可以打开撒向文艺界的网罗。黩武主义和霸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公认的道德的澌灭，日本人民是尊重女性和彬彬有礼的，看看日本宪兵如何对待一位手无寸铁而社会知名的妇女，却真是令人忍不住愤怒，并且代他们感到羞耻。但非正义的暴力侵凌，一定要碰在人类尊严和民族尊严的坚壁上，景宋先生就以零丁弱质而战胜了敌人的凌辱胁诱，酷刑峻法。“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这就是她神圣的信条。无怪当时蛰居上海的郑振铎，对她以“自己的生命来保障无数朋友们和同道者的生命与安全”这一点，致以如此热烈的尊崇与感激。

　　景宋先生始终如一，殚心罄力以赴的，是鲁迅著作的整理、辑集、出版，鲁迅手迹、书信、藏书、遗物的搜集保存。刀兵的威胁，政治的桎梏，关山的阻隔，人事的参商，在在满布困厄，需要煞费经营，才能免于损失。在四面荆榛、鬼蜮横行的上海“孤岛”，《鲁迅全集》、《三十年集》的前后问世，恰如在危城中矗立起耸天的丰碑，特别引人注目。《鲁迅日记》首先在《文汇报》晚刊头版专栏地位连续发表，也是“孤岛”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景宋先生亲手从原件中细心移录，工整谨饬，一笔不苟。可惜因为《文汇报》被迫停刊，连载因此中断。后来， 《鲁迅日记》原件竟在她被捕时落入日本宪兵之手，取回的时候，不幸失去了整整一年的日记。否则原件虽遭遗失，发表稿还可以保存全璧。这真是莫大的遗憾!由此可见景宋先生任务的艰巨，而她对鲁迅遗泽的保卫，却真正做到了地老天荒，海枯石烂，锲而不舍，直至力竭而仆。这当然出于她满腔燃烧的挚爱与赤忱，更重要的，是出于公心而不是囿于私衷，因为鲁迅是人民的鲁迅，这是很值得人们和后世感谢的!--1968年春，景宋先生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逝世，是由于戚本禹劫取鲁迅书信手稿而诱发的。她发了病，送到医院，医院不收，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保健制度被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认为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加以摧毁;景宋先生以人大常委的身份，也不能幸免于临危被拒于医院门外的恶运，等到办好手续，已经无法抢救了。她去世时，江青假惺惺地说：“是我们没有对她保护好。”但后来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就藏在江青的保密室里，原来谋杀者正是江青。大家看看这批两脚兽的真实嘴脸吧!

　　这种情况，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景宋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关在监狱里，有一天看报，才在报上小小的一角发现了这消息，我放下报纸，长时间沉浸在默默的悲痛与忧伤中，--这是真正的默哀，因为无可告语。我心想，应该打个唁电，但这只是在一闪念间。在监狱里想打电报，正与骆驼穿针孔同其荒诞。古时候没钟表，人们以分寸计量时间，有所谓“寸阴”“分阴”的说法，在监狱里蹲久了，我才亲身体会到它的意义。除了阴雨，阳光每天上下午两次，分东西方面通过铁窗投射进来，窄窄的一小方块，在墙上和地上，从相反方向缓缓移过，又移出铁窗外去，人的确可以清楚地看出时间的脚步一分一寸地移动。在监狱里看到阳光，这当然是很大的奢侈，但被囚者因此也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分一寸白白地消蚀，对珍惜和了解生命意义的人，这真是第一等残酷的刑罚!在这种处境下，人们常常会逃向过去，用咀嚼回忆来填补现实的空虚，有如动物反刍。缅想亲友的音容笑貌，并悬惴将来劫后重逢的愉快，也就是聊以遣愁的一法。景宋先生是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谈的少数熟人之一，从此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已经记不起是哪一年了，我笔记本上偶然留下的日期，是2月21日，我到北京景山东街景宋先生的寓所相访，闲谈了许久，谈得最多的是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旧事，这使我对她当时的境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临走时我向她借了一本《遭难前后》，准备重读。她说她只有这一本了，再三叮咛不要丢失。经过十年浩劫，幸而原书无恙，而物在人亡，我只好把它送还了海婴。现在此书再度问世，或者可以告慰逝者于地下吧。--也许会有人发生疑问，在中日友好的蜜月时期，这是否不合时宜?我以为这是多余的周到。历史就是历史，日本人民是明智和现实的，不像我们有些人那么神经过敏。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只是中国人民，东南亚各国人民，还有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世界人民是休戚与共、痛痒相关的。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日本人民至今在为他们举行纪念，这并未妨害美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在美国和日本的文艺作品中，也从不避忌曾经发生的硝烟血污。光是握手和微笑，并不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共同的利害关系，共同的和平愿望，人类的道义精神，过去的历史教训，综合起来，才是友谊的可靠的纽带。我个人曾两次进日本宪兵队，但这丝毫无损于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无损于我对日本这个伟大有为的民族的钦佩。但过去两个邻邦兵戎相见的不幸事实，却应当永远引为前车之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的诗句，正是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绵延不断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