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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我会核心价值

信息来源:本网 时间:2015-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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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东莞市委 占少云
 
  我们广东民进以“以党为师,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服务为本”作为本会的核心价值。在此我也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立会为公”是我会一贯的宗旨,这一宗旨含义丰富,立意深远。它告诉我们广大会员,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不是为个人谋取福利,甚至也不是为民进这个小团体获取利益,而是为 “公”。“公”是什么?古籍中说“天下为公”。天下万民的福祉、国家社会的利益是“公”。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存在就是为了这个“公”的。每一个人要加入民进之前就该好好掂量掂量:我加入民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公”吗?如果不是,就暂时不加入为好。加入了民进之后,也要不断地反省自己:我做到了 “立会为公”吗?如果没做到就该深感惭愧并切实改正。更重要的是,我们民进内部要有明确的监督规则,对没能做到“立会为公”的成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教育、规劝、批评甚至相应的处分。现在,我们又加上了“参政为民,服务为本”这两句。我的理解是,这是对“立会为公”的具体解释,“民”就是“公”,我们参政就是为“民”服务,这是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一个政治性组织存在的根本之所在。
  我们的核心价值中还有一句“以党为师”,此处的“党”毫无疑问是指中国共产党。当然,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支撑和指导,从最初的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虽然其间曾有过停顿和波折,但总的来看,我们还是能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根据实际提出一定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思想,推进党的发展。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几十年来的建党理论几乎没什么发展,如前所述,我们现在核心价值中所加的“参政为民,服务为本”只是对“立会为公”的具体化,谈不上是理论的进步和发展。而“立会为公”虽可作为我会长期的价值理念而保留,但自我会成立到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我党还没能提出以此为核心并与时代相适应的理论框架和体系,这是让人遗憾的,如果真正要做到“以党为师”,在理论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经过几代领导者的努力,中共的执政理念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执政理论,一会儿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会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了就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又改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目前形成了相对明晰的执政理念,即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所做的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其内涵: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反观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之初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理念的,民进成立时的宗旨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民进成立后,提出“立即结束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民进变成了只是一味解释或附和执政党的政治理论的组织,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其实各民主党派都是如此)。如,1988年11月28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对民进的性质、政治纲领等作了新的规定。《章程》规定:“民进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一个民主党派。” 《章程》指出民进的宗旨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知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呀,“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发展社会生产力”呀,“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理念。我们把人家执政党的纲领拿来作自己的纲领,把执政党的提法放进自己的《章程》,只能表明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看法。如果说,一个政党其理论体系不够完善还可以理解的话,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体系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一个组织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它就称不上是“政党”,而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团体。所以,要真正做到“以党为师”,我们就要从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个政党的性质和地位出发,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体系,而不能再毫无发展和创新地以别人的政纲为自己的政纲。
  为此,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要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就先得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民间团体,不是一个什么“协会”;更不是其他政党的附庸;我们是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的政党。
  在现阶段,民主和自由已经深入人心,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共产党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基于其自身的限制,中共目前还是坚持要一党执政,而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有理由、有责任重拾我会“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的宗旨,呼吁中国共产党考虑结束一党执政,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各项条款,切实保障中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切实保障中国人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个人财产得到保护。也许有人会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自由和权力。我要说的是,这种话他人用来欺骗世人也罢。我们不必以此自欺。谁不知道我们的言论受到极大的限制,新闻首先是“(共产)党的喉舌”,而对不少事实是不能报道的。我们连收看合法的新闻都时常被中共及其政府有关部门所插播的广告所覆盖。连一间普通的中学仅仅是转载了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就受到查处并被迫关闭半年。我们的新闻、言论自由何在?中共对一个“法轮功”组织竟然要赶尽杀绝,无理到民间成立任何组织竟然一定要有个“主管部门(当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门)”,我们的结社自由何在?至于集会游行受到种种限制,民众的财产、尊严受到侵害之事更是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作为执政的中共心里比谁都清楚。现在的贫富不均、腐败盛行、群体性事件不断等种种社会问题,其罪恶的渊薮就在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独断专横仍然盛行,而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体现。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如果能够首先站出来倡导、呼吁中共结束一党执政、保障言论自由,将会大大提高我会的声誉,实现我会的核心价值。我相信,现在的政治环境不见得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更恶劣。如果说,那时我们民进的先辈都能勇敢地喊出“立即结束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的口号,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不敢说了呢?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民主是普世的价值,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人民有追求、享受民主的权力。”也许还有人说: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由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也是一种民主形式。”但是,我们要知道:“参政”和“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位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立会为公”)的真正保证。假如我们连承担使命的权力都被剥夺了,或自动放弃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还谈什么“核心价值”?几十年来,我们还不知道“参政”是怎么一回事吗?最多提点建议(人家听不听还由不得你),而且很多建议是完全可以由学术机构或民间团体甚至学者个人来做的。中共玩文字游戏,用“参政”来掩饰其将各民主党派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的事实,用“给予”提建议(提案)的权力来掩饰民主党派被“虚化”为民间团体或中共附庸的事实,用“执政党”和“参政党”这种概念游戏来掩饰其一党专断的事实。是到了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了。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要保证自己核心价值的存在,就该先于其他党派勇敢地指出民主党派已失去作为一个政党的功能的现状,呼吁中共尽快顺应民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结束一党执政。
  其实,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也不是我们的首创。中国共产党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来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中共领袖毛泽东在1944年6月答中外记者团问时就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同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谈话时,还呼吁“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与黄炎培的问答更是众人皆知,当时毛泽东是这么回答黄炎培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6年5月4日的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五四的社论中一再强调:“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现在有一种阴险的论调,说什么中国国民素质不高,暂时不能实行民主。这种论调是对中国人民智慧的污蔑,是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治理中国成就的诋毁。早在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就实行了普选,事实证明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的。1939年 2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题目就是《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本文以苏维埃的广大百姓的民主实践证明:中国的老百姓有能力实行民主。谁都知道:人只有在游泳的实践中学会游泳,同理:民众只有经历民主的生活,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受到民主的训练和教育。如果说六十年前的中国人民就成功地进行了民主的实践,经历过了民主的生活,谁还在今天说中国实行民主的条件不成熟,这不是污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就吗?其实,中国共产党一早就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和必然,但他们最后却更多地担心自己的执政地位被其他民主党竞选掉,而在1957年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反右运动”,把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党人、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无数民主人士被迫害致死。现在到了共产党人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如能顺应时代潮流,呼吁中共兑现其半个多世纪前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尽快在中国推行民主政体,一定能得到中共当中开明人士的赞同,一定能得到人民拥护。从而实现我们的核心价值。
  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要“为人民服务”,称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什么人愿意为人民办事情,做人民的公仆?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类人在为穷人办事,甘心做人民的公仆:一是宗教教徒,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心灵的提升。例如:佛教的普度众生,基督教的荣神益人。 二是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以及以他们的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他们通过为广大穷人办事,获得选民们的支持,以赢取选票,为自己执政开道。 来自宗教的福祉并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事实上,中共也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不是宗教徒。)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行政组织。但是,这些行政组织为什么会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仅仅依赖伟大的思想觉悟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 公仆意识到底与谁有关?公仆意识到底与什么有关?答案只有一个,公仆意识与人民手里的选票有关。如果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或选票无能,那么执政者就不会是一个公仆,而一定是一个专制者,甚至成为暴君。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呼吁中国共产党结束一党执政,本身就是帮助中共更好地履行其作为一个执政党的职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使之在政治竞争中保持生命力,是能得到中共党内有识之士的拥护的。
  几年前,中国共产党提出来了“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其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结束一党执政,推行民主政体才是真正落实和体现“三个代表”。首先,我们来看看生产力方面,民主体制有充分的选择权,在民主政体下能做到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产工具,促进最环保的生态环境。任何专制在生产力面前都无法实行如此美妙的技术控制。没有民主和法治作保证的市场经济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只会是黑幕与腐败的温床。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其次,在文化方面,民主制必然选择人民最喜爱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一切反人类的文化,都会遭到唾弃。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第三,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给民众选择执政党的权力,国家领导人和政党,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定是投给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领袖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既然自称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那么就应该承认和建立民主政体,因为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政治文化,中共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拿来主义”。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如能挺身而出呼吁推进民主政体,帮助中国共产党实践“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带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一定能得到中共党内明智之士的支持,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
  我们知道国父孙中山曾为中国制定了一个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线”,即军政、训政和宪政。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没能在中国大陆实现宪政。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为了吸取历史的沉痛教训,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的改革。蒋经国先生主政台湾期间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蒋先生临终前意味深长地说:“我给台湾带来了民主。”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 “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此举就是台湾的宪政。 国父的遗愿终于在台湾得以实现。国民党最后还权于国民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尽早还权于民。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治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中共当中的顽固派为了一己私利,还贪恋权力,不肯实行宪政,现在到了有人出来高声疾呼--结束一党执政,实行宪政--的时候了。如果中国民主促进会有勇气承担这一历史之大任,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浓重的辉煌的一笔,将能大大增强民进作为一个政党的威望,将能使中国民主促进会不仅成为广大会员的骄傲,而且成为中国人民的骄傲,真正实现我会的核心价值。
  以上虽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相信我会有不少同仁都有类似的想法。我会的宗旨是“立会为公”,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如能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建立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业,将在老一辈民主革命家开创的大业之上重铸辉煌,这就是最大的“公”,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会的核心价值。
  也许,我的思考还欠完善,但是,向本会上级机关和领导以及广大同仁陈述个人看法是任何一个热爱本会的成员应尽的责任,也正是一个民进会员“立会为公”的具体表现。因为讲述这一切只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想,我们民进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每一个层面的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应该对此作出严肃的思考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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