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广东解放思想之路
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起伏与波折一样，广东的发展也是在起起伏伏中不断解放思想、冲破藩篱而实现的广东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自近代始，中国的新思想不少都是自广东传往北方的。在南风北渐百年之后的2008年春天，汪洋主政广东，重树解放思想大旗。
如果说1978年设立经济特区开启了广东思想解放的大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给了广东思想解放的推力，那这次，就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
相同的是，这一次，广东依然走在了全国前列。
尚方宝剑
30年前，也是一个春天，刚刚复出的习仲勋受命南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在此之前，他因为所谓“小说《刘志丹》问题”受冲击，被关押、监护长达16年。
“当时的广东，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笼罩在迷雾里，大家不知道路往何处去。”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如此描述。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乘机抵达广州，第二天，就出席了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第三次全会。
这一年，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逃往香港。仅当年8月一个月的统计，广东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者6709人。
“当时很多人都主张严惩偷渡者，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是叛国。习仲勋不这样认为。”深圳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张国英回忆说，“习仲勋多次到深圳的香港边界考察，对面的香港灯火辉煌，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他去收容所看到那些被抓住的偷渡者，忍不住哭了，他说这不怪他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这几次考察坚定了习仲勋搞经济特区的决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1980年11月，习仲勋离任北上。
“这时，深圳外逃香港的几乎没有了，一些以前去到香港的还要回来。”张国英说，“等于是习仲勋为广东改革开放争取到了‘尚方宝剑’。”
杀出血路
随后，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他主政南粤的五年，被认为是广东大幅度展开思想解放的五年，政绩绵远。
“任仲夷对党忠诚而理性，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富有开拓精神，对新的思潮非常理解和支持。到广州后，虽然阻力重重，但都一一顶住了。”曾经访问过任仲夷的广东省委干部关山说。
任仲夷履新后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1981年，他遇到了上任后的第一个难题。当时，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涉及改革开放，涉及广东特区的问题。会上有同志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
回到广东后的任仲夷，并没有真正的“缓改革，舍发展”，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把发展和调整有机结合，调整的目的，仍是发展。
这一年，针对深圳等地的发展变化，有一种争论在内地蔓延:特区到底姓社姓资?但其实在风暴中心的深圳，更多的是务实创业，议论的并不多。任仲夷在接受关山采访时回忆，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也问到任仲夷这个问题，任仲夷回答: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者外资独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讲，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
开拓之举次第出现:
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连香烟、火柴也要票，任仲夷经过调查后，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购销改革。之后，广东街市的商品开始琳琅满目；
1983年，最早利用外资修建的五星级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全面营业；
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旅客从广东出发到香港，改变了过去长期限制内地居民走出境外的情况；
1984年，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广深铁路公司成立。这年春天，小平南巡，“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第二年，任仲夷退休。他说自己是“安全着陆”。
又一个春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两年，中国人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经过了80年代的突破和激变，突然间不知道路要往何处去。钱其琛后来形容那个年代为“黑云压城城欲摧”，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更让人忧心。
“中国向何处去，特区向何处去?当时各种思想分歧，撤掉特区的声音也很强大。广东人包括在广东投资的外商，个个提心吊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政策大变，一夜回到开放前。”乐正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广东紧张无措的社会气氛，民众深切的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指明方向。
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广东。这个春天，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几个月后，《投资者》杂志如此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
这一年，广东的GDP跃升为全国第一，真的成了全国经济的排头兵。
之后两三年，广东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讲，充满浪漫色彩。从内地农田里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从高校毕业的大学生、从体制内下海的政府职员，纷纷涌入广东，广东成了财富与梦想的代名词。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拉动，各地的优势全面发展，上海在接下来的几年迅速崛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外资逐步转向长三角地区，中国另一个经济龙头出现。
“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在全国铺开，广东作为特区的优势逐步淡化，经济发展步入良性稳定状态，创新举措也少了。”关山说。
事实上，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起伏与波折一样，广东的发展也是在起起伏伏中不断解放思想、冲破藩篱而实现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走私贩私”的指责，到1985年的海南“汽车事件”，都曾让广东蒙上阴影。
1996年，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一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学习心得，再次受到质疑和批评。随后的中共十五大有关所有制的论述，使广东彻底解脱。
1997年，邓小平逝世，广东很多人潸然泪下，深圳特区邓小平的巨幅画像前堆满了民众自发献上的花圈和鲜花，但广东经济继续平稳发展。
期待过大关
1998年，广东经济再次受到冲击，这次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时的广东，已经是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一分子。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广东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趋于缓慢。珠三角吸引外资基本饱和，加上上海的迅速崛起和带动，外资纷纷转投长三角。”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徐逢贤对《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世界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地区吸引外资不能超过1/3，否则就会伤害本土的经济实体发展。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最多也不应超过2/3。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珠三角的外资经济已占到经济总量的68％。
1998年之后的广东，总是喜欢与长三角作比较。广东省社科院有一项课题，专门对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各项竞争力状况作研究分析。该课题历年的研究表明，虽然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总量仍高于长三角，但后者的发展加速度更强。2006年浙江的人均GDP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比广东高出3000多元，如果广东人均指标要赶上浙江，至少需要增加3000亿的GDP，换言之，需要增加一个东莞。
“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就像目前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外资投放的主要地区，2010年后，环渤海湾经济区可能成为下一个外资投放的热点。”徐逢贤解释说。
长期依赖外源型经济给广东带来的若干隐患也在上世纪末渐渐凸显。
资料表明，广东内源型企业自1990年后急剧减少，而外源型企业增长迅速，加之外来人口的迅速增加，珠三角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二世祖”这种隐性失业现象。
自2003年起，乐正每年主编一本《深圳发展报告》蓝皮书，他认为，特区成立以来，深圳还是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大量电子工厂的建立，吸纳了大批劳动力，以低成本要素拉动了经济指标，但是赚取的多是“加工费”，而这种摊大饼的方式，一旦自然资源耗尽就难以为继。
而此问题，被认为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乐正认为，作为开放最早的深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必然再次为全国的经济转型带去经验。
2005年，任仲夷辞世前留言: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下，起自2007年末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再次让全国聚焦广东。
“只是这次，广东不再是一个特区，广东所面临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反映，广东的做法和经验将具有更大的普适性。”马立诚说。马立诚曾是《人民日报》著名评论员。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秦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