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抒怀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的人生，是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全过程的，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对四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耳闻目睹，是有切身体会和一定发言权的。
2002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以“高层次人才”引入广州市，全家迁来广州。我不仅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感激改革开放——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神州大地，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从内心深处拥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感激改革开放。反感保守封闭，厌恶闭关锁国，反对极左一套。
据说建立深圳特区时，很多人包括中央一级的领导都很不理解。有一中央领导问深圳百姓：“你是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地百姓回答：“那要看你们中央怎样评价深圳，如果你们说深圳搞的是社会主义，我就赞成社会主义。如果你们说深圳搞的是资本主义，我就赞成资本主义。”当地百姓的坦诚回答，道出了人民厌倦了“虚名”之争，渴望“务实”过好日子的心声。
如果我是那位被中央领导问及的小百姓，我会这样回答：“我不懂什么‘主义’，怎样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怎样能强国富民，我就赞成什么。”——也就是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习总书记常教导我们：“不忘初心。”我深以为然。我们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初心”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空洞的名词?一个抽象的概念吗?是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吗?我想不是。我们是让人民过美好生活，国富民强，摆脱近现代以来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命运，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这是我们的“初心”，这是我们的“目的”。当初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也是这样启蒙教育人民的：跟着共产党走，推翻旧社会，能过上好日子。
如果我们一味纠缠所谓“名”，而不追求“初心”的“实”，就会像四人帮一样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等等愚不可及的、荒谬绝伦的口号。好像无论多么坏的事物，只要冠以“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好东西。无论多么好的事物，只要冠以“资本主义”，就变成坏东西了——还有比这更荒唐可笑的逻辑吗?
我们只要扪心自问，或相互真诚地问一句：“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初心是什么呢?”是追求所谓的“主义”呢，还是文明昌盛、富足幸福，社会进步呢?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实现我们的“目的”和“初心”——为人民谋幸福——道路途径都是手段。“目的”不能改变，但手段可以变通。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由1978年改革前的第10位,2千多亿美元，上升为名列世界2位的12万亿美元。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也富裕了很多。——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个人民，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释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创造力?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财富和进步?
如果我们还讲点实事求是，真诚地认识并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思想的解放和体制的变革——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所在。
改革开放，政府其实并没有直接给人民多少钱、多少物，只是把原本属于人民的一些东西还给了或部分还给了人民，譬如“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相对“言论思想权”等。仅此而已，人民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尽所长，各显其能，发挥最大潜能，谋生创业，焕发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力和活力。
在改革开放前，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几千万知识青年只能按国家规划好的道路，上山下乡，修理地球，创造的财富很有限。八亿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只能照章办事，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艰难度日。稍有越雷池一步，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要被血淋淋地、生生地“割掉”。造成人力、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严重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
在改革开放前，人民没有“自由迁徙权”，各种措施，画地为牢，把人民限制在当地，无论多么困苦，多么无奈，都要死守着，干靠着，硬磨着。不像现在，农民工可以自由去城市和外地打工挣钱，解放了大量生产力。
在改革开放前，人民更没有“言论思想自由权”。“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导致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思想禁锢，文化凋敝。人们谈“言”色变，心有余悸。文化科技事业严重受挫枯萎。“言论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开端。人生而为人，就要说话，就要思想，就要交流。“言论”和“思想”是一体两面。只有交流和思想自由，才能创造自由。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人民有多大的自由空间，就有多大的创造空间——这被中外无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所证明。
譬如治疗疟疾的灵药青蒿素。早在一千年前，东晋的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绞取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药方。但与中国的众多科技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长期被忽视。在诞生了青蒿方的中国，却无人知道如何有效治疗疟疾。康熙皇帝因疟疾险些丧命，最终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才救了康熙一命。但专制思想和制度，使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皇家专用圣药，深藏宫中，秘而不宣。
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仅是金鸡纳霜，还有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无所不包，却皆如石投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得到充分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得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
假如这种自由制度和思想发生在中国，葛洪的“青蒿药方”和传教士的“金鸡纳霜”，绝不会淹没在药书里和秘藏深宫中，而是会被医生、学者们自由讨论研究，进一步验证推广，造福人民。
在自由竞争制度中，饱受疟疾之苦、哀哀求命的人们，也绝不会让“青蒿药方”和“金鸡纳霜”束之高阁。巨大的需求和商机，会使企业家、商人们纷至沓来，千方百计，争相购买专利，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如此一来，病人们有救了;企业家、商人们挣钱了;葛洪们(医生、科研人员)有劲了，巨大的成就和收益，会激励他们继续发奋研究新产品，不断创造新成果;最后，人类有福了，享受文明成果，减少病痛，延年益寿——而这一切良性运转，都需要新的观念和自由开放的制度来保证。
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体制和思想。所以，保障、激励自由的伟大体制和思想，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伟大、最根本、最深厚的原动力。
“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早在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就作出了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揭示了自由与创造力之间的密切联系。后来考古发现，证实了钟表匠布克的推断：金字塔是由当地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不像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
奴隶们造不出隙不间刃的金字塔，奴隶们造不出天衣无缝的优质产品，奴隶们研究不出复杂精密的火箭和宇宙飞船，更发现不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因为奴隶没有身体和思想的自由(后者更重要)，没有内驱力和原动力，只有机械、敷衍和抗拒，也就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创造不出奇迹。只有自由才能产生创造力和奇迹，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由本身所迸发的巨大原动力。美国圣约翰大学始终执着地秉承一个信念：真理与自由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虽然巨大，但差距依然明显。仅以2017年经济指标而论，美国GDP总量是19万亿美元，依然名列第一。这是美国3亿人口创造的财富，美国人口仅是中国的零头。中国GDP总量是12万亿美元，可这是中国13亿人口创造的财富。虽然名列世界第二，尚比美国少7万亿美元。如果以人均GDP计算，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卢森堡以11万美元排世界第一，美国以6万美元排第5，中国以9千美元仅排世界72名——而人均GDP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的进步发达程度。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又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还没有骄傲自大的本钱。我们还要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完善制度，开放思想，继续释放并催生国人的创造力。
有人说：“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是第二生产力;科技只是第三生产力。”“制度”是创新之母，“思想”是创新之源，“科技”是创新之果。没有优越的制度的保证，人才、思想、科技、文化等，都产生不出来。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制度的竞争——看谁的制度能更大效能地释放和催生人民的创造力,能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和发展。“思想”的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试想，如果没有当年“实践是检验标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思想的产生确立，怎会有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和四十年辉煌成就。有制度的保障，有了思想，才能不断创新进步。没有适应创新的制度体系，再好的创意也干不成。专制落后的制度，会遏制思想，阻止创新进步。世界上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必须在自由的空气和精神孕育下产生。没有优越的制度和自由的思想，整个社会的活力就得不到最大效能地激发，必然造成资源与人才的巨大浪费。
可以说，优越完善的体制，自由包容的思想，比任何伟大人物，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和宝贵资源。“制度和思想”先进与否，是一切进步或落后之源，是能否最大限度地释放和催生人民创造力的根本。改革开放40年，在体制和思想上仅是部分还人民自由，只是部分地释放了中国人民原有的创造更力和潜能，就已经创造出了如此惊人的财富和业绩，焕发出如此的生机和活力。要是我们的体制和思想继续开放改革，继续全部地释放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那将创造出多么令世界震惊的奇迹!可以说，只要具备先进优越的制度，自由包容的思想，给人民适合的环境，中国人民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和伟业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任重而道远!
作者： 张超 (民进广东省委参政党理论研究会成员、民进会员)
单位：广州市知用中学
职务：广州市越秀政协委员、学文委副主任; 广州知用中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