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进
民进广东省委 谢昶
我们这一代人，真可谓经磨历劫：读大学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还要经常下乡进行劳动锻练和搞“四清”运动，学习专业的时间大大减少。毕业后工作不到五年，又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随之被下放到粤北的“五o七”干校劳动了四年多。真可说是大脑荒凉。从五十年代反右开始及大学后期我因超龄退出共青团后，就淡漠了政治，当然也就谈不上在这方面追求什么进步了。
“文革”结束，“四人帮” 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后，我们这些“臭老九”才总算有了搞业务和科研的时间。我积极地参加科研项目，决心最大限度地挽回被耽误了的时间，为祖国增光，为建设社会主义尽一份力量。经过一番努力，在八十年代前后获得了农业部、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省科委的几项奖励。不久，民盟、民进等民主党派都与我联系，希望我能加入组织。但当时我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参加哪个党派合适。
一九八二年我赴京开会，见到中学时的同学蔡睿贤（中科院院士，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他热情邀请我到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雷洁琼（后来曾任民进中央主席，现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的家中吃晚饭。雷大姐那慈祥的笑靥、关怀的目光和儒雅的学者风度给了我深刻美好的印象。回到广州后不久，我就经过组织程序参加了民进。
光阴荏苒，一九八七年经李金培教授推荐，我到了民进广东省委会机关办公室工作，使我有机会经常接触会中央和省、市委会的领导同志，如赵朴初、葛志成、陈舜礼、楚庄、陈一百、范兴登等，耳濡目染他们立会为公、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平易近人、谦虚谨慎、节俭廉洁务实踏实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获益匪浅！特别是统战、党派工作中“求大同、存小异”方针政策对我启发良深，把它应用于处理工作问题、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中，无不取得显著的效果。
退休后，我努力发挥余热，尽自己的可能为民进做些有益的事。首先，我介绍了几位政策理论水平较高、参政议政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同志加入民进组织，如刘家焯、司徒安力等。他们加入民进后在参政议政、组织建设、工委活动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刘家焯、司徒安力后来曾经分别成为民进广东省委常委和委员及工委负责人和成员）。其次，我抓紧时间，利用空闲收集和积累了大量素材，经过五年辛勤劳动，编写出了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省高中职业技术教材《果树栽培》、《蔬菜栽培》、《果蔬贮存加工》及《食用菌栽培技术》共四本，现均已出版。为我省的教育事业做了点滴工作，也为民进争了光。
家父谢申是华农大的老教授，他对我参加民进组织深表理解和支持。他常常以一位教育家的眼光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他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生前节衣缩食，至一九九○年患病弥留之际，嘱咐我将他多年积存下来的有限储蓄拿回家乡建立奖学金，以勉励学有所成的莘莘学子，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直到此时，对家父生前的节俭不很理解的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颗热爱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他去世后，我谨遵他的遗愿，向“振兴电白广州联谊会”的领导提出筹建“谢申奖学金”委员会，得到联谊会和电白县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向在广州、深圳、珠海、江门、佛山、茂名、湛江、阳江等地工作的电白同乡和企业家募捐，筹得人民币约七十万元，于一九九二年成立了“谢申奖学金委员会”。从当年起，每年向电白籍高考优秀生颁奖，至今已历十四届，共颁发奖金三十多万元，受奖的师生达七百多人。为电白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当地教育质量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近年来，电白县的高考成绩从茂名市的第三、四位上升到第二位，并出了一位九百分（满分）的数学科状员，有些考生还考上了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交通大学等名校。
我如今已年届古稀，但在民进组织多年的教育启迪下，仍愿为国家、为民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要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在有生之年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挥余热， “莫谓桑榆老，正道是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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