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旗：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独异性和当代意义

 

　　回溯1949年的国家大事，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其实，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制度建设本身的角度来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都是值得我们歌赞的一种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专制体制的寿终正寝，更预示了中国对国家性质的界定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将发生革命性的根本变化。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执政，但不独揽政治权力，而是通过领导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来凝聚社会各界中最具文化、学识和才华者的能量来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执政党的民主精神和理论思维所能达到的最具科学性与现代性的政治智慧。

 

　　一、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智性之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写下了20世纪最富创造性的政治诗篇，揭开了中国再次腾飞的序幕，预示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危机的解除和各政党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分裂局面的消失。从此以后，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真正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以来第一次实现自身政治民主诉求的象征。

　　当国际反华势力和反共势力试图围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当他们预言“土包子”——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治理好这么一个庞大、复杂和纷乱的国家时，当他们恶意地否定、嘲讽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远远抵不上西方多党制的优越性时，五亿中国人民给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最充分的信任。也正是在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的基础上，到1952年即新中国成立的短短3年间，中国共产党便领导全国人民解决了国民党留下的财政经济总崩溃、工农业生产大倒退、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和社会极为混乱的烂摊子。同1949年相比，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7.5%，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约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在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后，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快速实现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可惜的是，1958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极大地延缓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并使得新中国发生了历史大倒退。这其中的教训很多，但主要一条就是：在“四人帮”等暗黑势力的破坏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已经名存实亡。“拨乱反正”(1977-1982)或曰新时期以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得以恢复，由此开启了中国各项建设的“新时期”，及至实施市场经济以来，中国更是迅速崛起，国民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并在2010年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回顾新中国的历史可知，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人民才能集合国人尤其是民主党派的智慧和能量，才能真正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事实上，各民主党派中集合了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和精英人物，他们志存高远、目光犀利，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智囊团”和“同路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之下，这些精英才能各尽其才、最大地发挥他们的长处。以是观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独异存在，其内里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元素和先进的文化精神。而在这种制度下，民主协商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完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着相同的动机、目的和理想，那就是富国强民、实现新中国的伟大崛起，而这一伟大目标也吸引着有识之士支持这一制度，并充分挖掘自身的才智潜力，进而将他们的贡献融进新中国万象更新的世界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协商制度则显示了一种天才般的制度探险，也体现了她对自身和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关系的通透理解。而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史，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惊讶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所闪耀的智性之光和独异之处。

 

　　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独异性

　　正如中共高层在1949年所意识到的，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必然要同党外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因为在反极权反专制过程中，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了中国共产党这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在中国的实践，推动了20世纪人类政治观念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推翻了党派队伍“纯化”之优越性的政治立场和错误判断，从而为统一战线的意义进行了正名，这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瑞金时代”是中共最纯洁、最清一色的时期，但那时中共做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加强了监督效果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虽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非常复杂、精妙的一种政治制度，但政治意识淡漠的人通常以最粗浅的方式去理解它，以至于把这种制度简单理解和误读为“政治摆设”，甚至戏谑民主党派不过是只会举手和唱赞歌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政治领域的新生事物，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专制体系和极权观念的国度里，可谓尤为不易。实际上，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以后，每一代共产党的领导者都不能无视它所提供的政治图式，并对其做出积极反应，这是因为在各种专题会议上，真正敢说真话又能切中肯綮的往往是民主党派成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切实推进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五四”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志士仁人为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付出了终生努力却得非所愿。“所谓政治民主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从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别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遥想20世纪30年代，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但事实证明国民党还是难免走向一党专政的极权老路。一旦胡适、罗隆基等人批评国民党专制，国民党的喉舌马上就将胡适思想纳入中国现代思想上的“歧流”范畴，将胡适和罗隆基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斥为“谬论”，将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贬为“理论之幼稚浅薄更不值一驳”。但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立65年来，无论对民主党派有何偏见的人，都不敢公开对这一制度表示轻视或否定，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也因为但凡有点政治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制度是根治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极权意识和专制之维等痼疾的良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不仅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更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效合作的重大准则，而双方的真诚合作将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策充满政治理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避免了西方多党制的混杂性、不稳定性、不平衡性及其造成的国家内耗。多党轮流执政表面上很美，但为了能够连续执政，执政党必然拼命打压在野党。由于双方争吵不休，国家自然难以集中力量和资源去完成众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深信不疑。各民主党派人士以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前提，以合作的方式和参政的心态把自身的政治职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们崇尚民主制度，但他们更知道民主是依托于政治理性和多党合作制度的;他们一直在试图通过政治协商的运思方式和法律制度的规定方式来充分发挥参政党的功能，从而在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目标中找准了自己的党派位置和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本质使得它可以不断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调整、优化自我。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话，那么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三代国家领导人则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随着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被写入宪法的制度化、法制化进程的开启，民主党派的性质不但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功能更是被大大加强了。这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所呈现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协商”;“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定期地邀请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举行高层次、小范围的谈心活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沟通思想、征求意见”;“由中共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通报或交流重要情况，传达重要文件，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或讨论某些专题”，等等。这意味着中共或曰全国人民都已经充分意识到，民主党派尤其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等事业做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三、“全球化”背景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当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西方多党制和前苏联一党制不可多得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5日召开的“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这是非常正确的。事实证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把国内外各种进步力量团结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发展进步、文明富裕而共同努力奋斗。”既然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它就应该在“全球化”背景和浪潮中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建构自身的当代意义。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迅速，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可以令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更为均衡和合理。以高等教育为例。显然，中国在发展教育或处理教育问题时，应多听听民主党派中的教育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长期在教育第一线工作，自然要比一些政府官员更懂得教育发展规律和现存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当下老百姓对中国高等教育存在“信任危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知道，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它取得了无数辉煌的成绩，可这并不代表中国高等教育没有问题，“专业与行业不对接”“多民族文学史观教育的缺失”等问题就是明显的例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借助民主党派提出的有效方案。

　　其次，在网络时代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可以令中国政府更加迅捷地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全球化”浪潮得以兴起的原因除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已经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兴起使得诸多社会问题被迅速曝光。于是，本系个体或小群体的问题，却极有可能引发为种族歧视、文化冲突和地域冲突等重大社会问题;网络时代可以令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开去，令愚民政策难以实施;网络时代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此而言，网民已经成为虚拟社会和世界的主体性力量，他们可以在正能量的引导下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也可以在负能量的误导下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是故，引导好网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民族观和世界观是至关重要的，而民主党派集中了各个领域的高级人才和精英人士，他们往往都是“网络达人”，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因此完全可以在网络世界的正向建设和导引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再次，在物化时代、娱乐时代、后现代时代、消费主义时代等“新”的时代语境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可以令中国政府最有效地解决广大民众关心的各种民生问题。作为一个执政党，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很难知悉各个领域的民生问题，而这些小问题长期累积起来得不到妥善解决，就有可能酝酿成重大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民主党派可以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调研活动了解、掌握广大民众关心的诸多民生问题，并通过参政议政等活动将相关问题及解决办法反映给党中央或人民政府，令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相关问题，进而极大地维护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在全球化时代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还可以承担起更多的“老任务”，但在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加以赘述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制度具有无可置疑的现代性、民主性和优越性，“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事实上，当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因民族、文化、地域等问题引发诸多纷争、内讧乃至战争时，当我们看到很多小国因为政治制度不合理而不断爆发局部战争时，当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因多党制导致国民无法形成合力乃至国力日趋衰退时，当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民主、强大和昌盛时，我们不能再一次承认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独异性和先进性，而它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智慧也令它正在凸显出更为积极的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陈红旗(1974-)，男，吉林双辽人，梅州市政协常委、民进梅州市委会副主委，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院长，暨南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