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乐讲党史，在歌声中寻找自己与历史的连接，传承红色基因

　　“七一前夕，习总书记给29位优秀共产党员颁发‘七一勋章’，获得勋章的两位文艺界老党员中有一位是作曲家吕其明。”茹晴主委这样开启了红歌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这两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就是吕其明作曲的，但奠定吕其明作曲家地位的作品则是交响曲《红旗颂》。”茹晴主委说。

　　茹晴主委介绍，吕其明创作《红旗颂》是一个命题作业。他和很多红色音乐家一样，也是在战火中长大的。1930年5月，吕其明出生于安徽无为，他的父亲吕惠生是当地很有威望的教育界人士，抗战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1945年被捕牺牲。1940年，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演出小歌剧《农村曲》，让吕其明扮演剧中的逃难孩子小毛，这一年他10岁。有一次长距离行军走累了，演出时他睡着了误了上台，文工团的大哥哥大姐姐没有一个人责怪他，反而更细心地照顾他，演出时总有人在后台和他说笑，不让他打瞌睡，这让他感觉很温暖。

　　抗战剧团的生活是艰苦的，却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吕其明在抗战剧团的九年里，学会了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而他父亲的牺牲，则使他懂得了将个人的命运、悲欢、荣辱和祖国、人民融合在一起，用真诚、智慧的劳动来回报祖国、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养育之恩。这是他人生经历中最宝贵的一个关键时期，对他的成长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65年，上海筹办国际音乐节，筹委会觉得送选的作品主旋律不突出，总体不够分量，决定创作一部主题器乐作品。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年轻的作曲家吕其明。那年吕其明35岁，他用七天的时间创作了《红旗颂》。

　　当他进入构思、酝酿的时候，他想起了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的父亲，想起了他在新四军队伍里的日日夜夜，想起了战场上呼啸的子弹、血雨腥风的场景，想起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欢呼雀跃的人民，不由得热血沸腾、热泪滚滚，他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引子，以红旗漫展为主旋律，穿插《国际歌》《东方红》的音乐元素，采用奏鸣曲式结构，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部新中国伟大的交响曲。

　　《红旗颂》在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上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获得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别贡献奖。50多年来，这部作品经常被电影、电视、音乐会引用，成为在广播、影视、晚会上演奏最多的作品之一，成为主旋律中最经典的主旋律。

　　随后，茹晴主委又讲述了《解放军进行曲》《延安颂》和《我们多么幸福》的曲作者郑律成，《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的曲作者张寒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曲作者麦新，《绣金匾》的曲作者汪庭有等红色音乐家的故事，他们大都不是职业作曲家，是忧国忧民的悲愤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他们有些有文化，有些没文化，有些作了很多曲子，有些只作了几首曲子，但是这些曲子曾经都像火焰一样点燃了民众的爱国激情，像匕首、像刺刀、像子弹一样让敌人发抖。

　　“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在茹晴主委的讲座过程中，开明艺术团会员刘军即席唱起了吕其明的这首代表作，给大家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鱼水难分一家人，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丰收的歌声响四方，幸福的歌声千年万年长，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儿哟咿儿哟，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开明艺术团副团长高姜玥也唱上吕其明的另外一首代表作《谁不说俺家乡好》。由中国中央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旗颂》也有会员发到群里。

　　《解放军进行曲》《延安颂》《我们多么幸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绣金匾》等红歌也先后有会员即席演唱。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旋律，这在当时的流行歌中体现得很充分。把各个不同时期最流行的歌曲找出来，串珠成链，就能看出一个脉络，这是学习历史、学习党史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茹晴主委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会唱这些老歌了，很可惜，这一课得补上，这根线得接上。要让红色基因在红歌的传唱中永远传承，要让世世代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歌声中寻找自己与历史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