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与广东民营经济的发展
梁绮惠

　　理论界在分析广东近二十几年的经济成就经验的时候，一般用"四字诀"概括：如"筑巢引凤"、"引凤筑巢"、"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借脑发财"等等，也就是说更多地把之归之于中央给予广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以及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而对广东超常规发展背后潜蕴着的精神文化因素缺乏足够的关注。显然，现代化进程越是深人，文化的因素就越显重要，探讨岭南文化对广东民营经济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把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引向一个真正能够产生积极思维成果的理论深度，而且对广东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一）
　　现代经济学认为，社会文化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变量，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各种神秘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⑴ 因此，他认为新教伦理的基本精神，如诚实、守信、勤俭、敢冒风险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几千年的小生产方式，建国以来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使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心态上就崇尚平均，反对、甚至仇视他人比自己拥有更多的财产，因此，正如张军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80年代的中国，私人企业和私营经济部门不可能成为社会可接受的财产制度，因为它与当时流行的社会价值观是有冲突的。 他认为如果忽视社会价值观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来孤立地讨论经济制度的选择，是不可能理解中国20年来的经济成长道路的。如果我们以此考察广东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条件,就会发现广东的民营经济之所以在改革中领全国风气之先,实与其文化传统分不开。岭南背靠五岭，下临南海，居于中国南部，这种特殊的地缘，塑造了岭南文化的特殊性。一方面，岭南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山高黄帝远，在古代交通和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接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未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 同时面对"少不入粤、老不入川"的训戒,在关山迢递之余,岭南的任何一点进展,只能依仗自身的反叛与冒险, 也逐渐形成了岭南人敢作敢为、自生自养的求存意识，造就出岭南人重利实惠、求新求变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岭南是外来文化传入内地的"窗口"和主要通道，置身在多种文化元素冲击之中，因此形成了岭南人易于接受新事物,吸收新思潮，敢于借鉴西方文化，敢于顺应历史潮流，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充盈着一种革新、进步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弥漫在岭南大地，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岭南人，才有了历史上闪光的一页页:太平天国的爆发点、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北伐战争的据点、改革开放的前沿、外引内联的窗口。正是这深刻的人文基础，为八十年代的广东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作用表现在：
　　一是岭南文化的重商性和务实性，使岭南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仁义思想。在社会心理、民众心态与价值观念上，岭南人对于社会提供给人们的发家机会和个人如何抓住机会获得成功,表现了高度的重视；对于个人合法的行为而获得的钱财与社会赞誉这种"结果",表现了倾心的赞赏，并且提出了"有贪才有发"（这里的"贪"指的是欲望）的财富观。在行动上，岭南人善于应变改变了的现实,把合乎社会需要作为价值评价和取舍的标准。具有很强的现实化解功能,能快速而有效地把新思想贯彻到生活和行动中。岭南的领导干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持藏富于民，提出"一手抓粮，一手抓钱"，"农民若要富，要搞农工副"的口号，鼓励农民搞养殖业、林业和其他副业，提倡"学富、比富、创富、赶富"，"以富为荣"代替了过去的"以富为耻"。他们挖鱼塘，办鸡场，建果园，搞农场，各种专业户象雨后春笋一样到处涌现。也正是这种务实性，这种"不唯上不唯心只唯实"的精神，在不少省市存在没有红头文件不敢干，别人没有干过的的不敢干的情况下，岭南的许多民营企业能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由占领国内市场到占领国际市场而迅速的发展起来。
　　二是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形成了广东人能平等地与其它文化融合，积极、主动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特性。自古以来，广东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秦置郡县后有大批汉人移入,形成汉越杂居的局面。直至唐代，中原汉人的迁入以军事性的移民为主，宋以后，北方平民的迁入就更多了，又加上广州自秦汉开始，就是我国的一个商品集散地和对外通商口岸，周边的朝贡国和阿拉伯等地区的商人纷至沓来，使这一地区人口流动性增大。广泛的商业往来和频繁的人员流动，一方面使得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和各种生活方式得以传播，有利于岭南普罗大众亲身感染开放社会的气息,使其具有学习、模仿、转化、创新的现实范本。另一方面促进了岭南人形成放眼世界、宽容大度的文化心理; 使岭南人有了一个多元比较、开放地进行选择的可能条件 ,为自己寻求一条最适宜自我发展的生活道路。表现出充满生机、少于保守、多于进取。正是这种开放、兼容、进取的精神，使岭南人在明清以来就出没于南海彼岸各国，奋力为本地的糖、丝、铁器等产品开拓市场，在近代能率先开办机器缫丝厂，引领近代工业化的先驱，也正是这种开放、兼容、进取的精神，使今天的洗脚上田的岭南农民，能充分利用别人的脑袋，利用别人的钱袋，利用别人的经验，利用别人的市场，结合自己的人缘、地缘优势来发展自己，盛装走进了国际市场商谈生意，在基塘旁边办起现代化的企业。
　　三是岭南文化的变通精神使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都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提供了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源的支援。远离历朝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岭南，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被视为"化外"之区, 这使得传统岭南社会较少地受到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正统意识的压抑束缚，而漫长的海岸线，多元化文化的频繁交流，使岭南人具有更多地变通性和适应性。全国最早的"用足政策"的提法就出自广东。广东民营企业家办企业,从不将自己的生产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框架之中。一个新产品面市了,市场反应好,马上大批量投放。一旦市场没有接受,马上调整产品生产。市场变我也变,市场不变我做好准备变,始终把握市场的脉博,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和产品结构。广东的家用电器率先向美观、多功能、耐用、电子电脑化、安全节能方向发展;广东的塑料制品最早设计出多色、组合、复合、冷粘等新款式;广东的日用五金制品最早实现多功能化、配套系列化和工艺装饰化。还有广东的服装、广东的家具、广东的食品等等。"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是外省人对广货的评价, 善于借鸡生蛋，善于用别人的技术是广东民营企业家的发家秘诀。 经常有人议论说广东近20年来之所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还不是因为中央给了广东一系列"优惠政策"，这话实在只看到事情的一面。如果广东没有了一大批深谙变通策略的改革家、民营企业家，那么，有限的"优惠政策"能够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吗？
　　　　　　　　　　　　　　　　（二）
　　岭南文化以其商、新、实、活、变等特征,深刻影响了古往今来的广东人,塑造了广东人的性格气质,铸就了广东民营企业家人的商业精神,这是广东民营企业成功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源泉。但岭南文化又有其自身的弱点与不足。岭南文化既有其开放性的一面,也有其保守性的一面, 既有其务实功性的一面,也有其缺少卓越意识的一面, 既有其灵活性、变通性、进取性的一面，也有其投机性的一面。既有其重商性的一面,又有其过于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过度感性化、享乐主义倾向的一面。如果说，这些消极的因素在我国市场发育初期，市场供不应求、市场不规范、民营企业处在发展初期的条件下对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的话，那么，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随着市场日趋饱和与企业发展空间缩小，岭南文化对广东民营企业消极因素也逐渐地暴露出来。缺乏研发能力，产品附加值低，中小企业多，缺乏强大企业的弱点也逐渐地暴露出来。具体表现在：
　　首先，家族文化观念造成民营经济主体难以突破现状，影响企业做强做大。
　　家族文化观念是汉族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代以逐步衰落崩溃。而在广东，发达的家族制度一直保留到现代，构成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与内地相比，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与其他地区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多少差别，都表现为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而又与企业主家庭财产混淆，只是广东的家族文化显得更加浓厚（秦辉，1996），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广东人在海外华人做生意多去华人地区或华人国家，且是广东籍华人集中的地方。如香港、新加坡、澳洲，而且表现在其企业的产权结构更多地为家族模式，虽然从管理和控制角度看，这种治理模式由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是对称的，是一种较好的制度安排，但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这种模式更注重的是资本的"纯洁度"(即企业主对企业资本的掌控)，而不是首先考虑资本经营扩张的要求。即所谓"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及"肥水不流外人田"心理，加之秉承"讲究实干、不事张扬"观念，使号称全国民企发展"排头兵"的粤字号民企，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一直徘徊在资本大门之外，甚至包括一批曾经风光一时的"巨无霸"，如太阳神、巨人、爱多、乐百氏等，即使在发展的巅峰，仍没有想到过利用证券市场的力量，抢占发展的制高点，最终不是被收购，便是垮了下去。巨人公司的史玉柱在后来的一次总结中曾表示，当年如果有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也许就不会有"神伤珠海"的那一劫。其实就上市融资的条件而论，广东民营企业相当优越。除了内地证券市场外，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也在家门口，在语言、地缘、资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前些年，广东民企却很少利用这一优势使企业做强做大。 据２００２年的统计：广东省南海区每１６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 2003年，广东民营企业总数达到32.31万户，但是，成为企业集团的企业只有297家，不到1.0% ，即使是这些企业真正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也不多。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任人唯亲，滥用亲属，用血缘亲情和道德约束代替规范的制度管理，关键职位一般都由家族成员把持，外人晋升无望，这一方面使无法满足企业对人才的更高需求,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又使许多优秀人才由于难于融入企业家庭圈内,其抱负得不到施展,工作积极大受打击，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优秀人才就会离去而开创自己的企业,从而造成企业人才不断地分离分化，成为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进而走向国际的最大障碍。
　　其次，过分强调实用主义，注重财富的人文性格是广东民营经济难以上规模、上档次，难以形成大企业、大集团又一主要原因。岭南文化的重商性、务实性对广东民营企业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创业之初，务实、敢为天下先的广东民营企业往往具有不畏艰险，努力拼搏的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天之骄子，但是，过分的逐利倾向与实用主义使广东民营企业目光短浅、贪图小利，单纯追求短期的利润最大化，不愿意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自己的生存、发展，不愿意自主技术开发产品，主要靠向别人购买专利生产产品，从而造成产品附加值低.结构不合理。比如，广东是全国最大的服装、旅游鞋、钟表、玩具的生产基地,世界上大多数著名服装品牌企业在广东都有加工厂，广东服装占全国市场三分之一，按常规，要打造名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相当部分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先进的设备，但他们宁愿为别人加工"贴牌"，也不愿意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观念问题，不少民营企业主认为，现在给知名品牌加工，收益很不错，年初就可以算出一年可以赚多少，何必冒这个风险呢？很明显，这种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急功近利观念是很难使企业做大做强的。现代经济的发展己经进入品牌战略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的声誉、品牌和企业内在的知识含量成为决定企业竞争胜负的关键。而企业的无形资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靠企业的产品建立的。人们通过识别企业商标而认识企业。没有品牌的企业是很难长久的，而企业品牌的一半是文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当婴儿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使他站起来的不是他的肢体，而是他的头脑。对品牌而言，蕴涵在其中的文化正是让品牌站立起来的"头脑"，是企业竞争力的强有力的支撑。
　　再次是过分强调变通而忽视规范，企业难以做强做大。由于工商活动的普及性和渗透力，传统的岭南社会"商与官近，至以官商并称"，具有反规范性的文化心理社会基础。到了现代，善于应变，喜新急功的广东人更善于变通，提出了著名的"灯论"，即"绿灯来了跑步走，红灯来了绕着走，没有灯来也要摸着走"，它隐喻的是一种政治策略，讲的是广东人善于利用和充分利用好中央给的政策来发展经济。这种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可走与不可走的临界状态，我要抢着走，在不能走时，我要创造条件变着法子走，决不等待，决不观望。它体现的正是广东人灵活善变的性格特质。这种变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制度安排滞后所导致的尴尬，有利于广东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的完善，善于变通的思维方式的隐患也越来越明显。过于变通会使长期处于这种变通状态的人们对任何制度--原有的或新建立的制度失去信心和兴趣，整个社会的刚性约束大为减弱，建立在公共管理制度基础上的道德认可也随之淡薄，最终，制约社会的长期进步。台湾一民间机构公布了《2002年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白皮书》，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环境的满意度连续三年保持第一，其中，管理规范是其满意度高的原因之一。一位台商在对上海和广东进行比较时说，"在广东，政企关系很多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而我在上海和市政府并没有多少交道，而且上海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开放，广东没有上海的这种气度，所以发展的后劲不足。"而香港政府最近对香港市民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香港人选择愿意降低10%左右的薪水到内地工作，44%的香港人选择上海，9%的人愿意去北京，选择广东的占22%，记得当年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后曾提出了考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经济文化标准--"远者来，近者悦"，很明显，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东南亚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已经加入WTO，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吸引更多商人来投资、消费，民营企业要上市融资，规范就比变通显得更为重要了。
　　最后是与重商的传统相适应，广东人的政治意识相对较弱，敏于行拙于思，影响企业做强做大。自古以来远离皇朝的地理环境使广东人养成不尙空谈（政策敏感性差），唯实唯干的风尚，这种风尚在市场经济早期是有利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经济已经成为过去，遍地是机会、到处是商机，可能靠某一个特别的想法，或者发明了某种产品和技术，或者找到一个市场的机会，或者依靠胆子大就能获取暴利的民营企业最好的资本积累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竞争开始加剧，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微利时期。在这个阶段，民营企业不再是简单地有了资金和设备，有了场地和人员，就能在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表现为企业综合素质的竞争。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民营企业面临着与国际大公司大集团的国际化竞争。这就要求民营企业主由一个随机性的机会主义的创造变成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性的规划的创造者，不但需要"近见"，更需要"远见"， 需要勇于思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敏于行，还要勤于思，要改变只"埋头干活，很少抬头看路，更少仰望天空"的状况，要站在长远的角度，全行业全国全球的角度，根据内外资源的变化，确定企业的战略方向和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
　　可见，广东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文化的前瞻性，广东的民营企业家应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审视民营经济的长远发展，在保持岭南文化求新求变务实的同时，力争在一个开放性的市场环境下更新管理理念，做到模仿与创新的契合、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契合、产品运营与资本运营的契合，把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及时转化为竞争优势，使广东民营经济成为有竞争力产品的代名词，也使广东成为民营经济新企业文化的输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