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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伴随着民营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升,民营企业主群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迅速崛起并日益壮大,其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目前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经济社会影响,其政治影响却常常被忽略。实际上,民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普遍受益群体,他们一般都有一种强烈拥护现有政治体系的倾向。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诉求以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政治的稳定、政治民主的发展均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政治参与主要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组成、运行、决策以及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政治民主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与效能的优劣已成为现代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水平的尺度。正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所言:"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符其实的民主。"一般来说,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意味着该政治共同体的整合程度也就越高。美国著名政治家塞谬尔·亨廷顿认为"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的水平,反映了构成该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如果一种社会势力经常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那么政治稳定就将受到威胁。而政治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各种社会势力都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内,政治参与机制就是容纳各种社会势力的一种制度安排。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也深刻指出,如果统治阶级拒绝甚至用暴力限制新的群体进入政治体系,就会使他们疏远这个制度,接受极端主义的思想。对子新的群体来说,如果除革命以外就无获得权力的可能,他们就会通过暴力强行进入国家政治体系。这样就会带来政治动荡,削弱现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私营企业主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将其整合进现存政治体系更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
首先,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平等的政治参与的权利,是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
其次,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以及对现状满足感低是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原动力。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私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私营企业主队伍已经有一定规模,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稳定的阶层。他们和员工一起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国家工商总局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数达1.2亿人,占中国就业总人口的15.4%。此前的统计显示,个体私营经济目前创造的GDP已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40%左右.,私营企业缴纳税收总额3495.2亿元。全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243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为13.8%,私营企业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决定了它必然要有政治上的诉求,要求参与社会政治,以维护和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关于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奥勒姆指出,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关联,当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参与比率也就越高。维巴和尼也指出,在社会中富人比穷人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他们认为,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功效感,二是因为他们较为健全的知识和技巧。
就目前我国私营企业而言,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固然是他们政治参与的一个原因,而私营企业主对现状满足感低,由此而产生的积极地参与政治的态度和要求更是私营企业主参政的直接因素。所谓现状满足感是公民对现状(包括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的满意程度。一般来说,在相同的条件下,那些现状满足感低的人往往比现状满足感高的人更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目的。私营企业主对现状的不满足感不是来自自身生活水平,而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因素引起。一是社会其他群体对本阶层总体评价偏低。由于历史上私营企业主的剥削阶级身份和现实中私营企业主也确实存在非法经营和为富不仁的现象,这些都使得其他社会群体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总体评价不高。这种较低的社会评价使私营企业主阶层心理上产生一种失落感。二是私营企业主对当前政策仍存在疑虑心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私营企业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而私营企业主本身又担心国家政策发生改变,对自身前途持潜意识的忧虑,因此政治参与就成为改变现状以保护本阶层利益的一种重要途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补偿性政治参与。
第三、私营企业主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了政治参与的能力。
列宁曾经说过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理性的政治行为,具有自身的复杂性,这就要求参与主体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如果说第一代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素质比较低的话,那么现在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则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历次全国企业抽样调查结果,可以看到,中国私营企业主注册开办私营企业时的文化程度,明显呈提高趋势,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私营企业主2000年为38.4%,2004年则达到了51.8%。文化素质的提高,对这一阶层的政治参与无疑将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政治的理解较为深刻,他们懂得"为什么参与"和"怎样参与",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责任心和政治参与的能力。
毋须置疑,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对我国经济、政治及社会而言其积极的作用。
首先,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而推动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核心就是要大力发展民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私营企业主参与我国政治生活,不仅扩大了我国政治参与的主体,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而且体现了公民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精神。同时,私营企业主在参与政治过程中锻炼了自身政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体的民主素质,并且私营企业主在参政时充当政治体制监督者的角色,能够发挥其资本对权力的监督,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促进了政治决策的公开化和民主化,增加了私营企业主与政府进行良性沟通的机会,
减少了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专业化的加强,信息日趋分散,使得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摆脱哈耶克所定义的人类存在的"构造性无知",使公共政策具有更强的现实感、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其次,私营企业主参政有利于扩大党的社会政治影响,强化党的执政权威,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的新兴阶层,吸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无疑会更有利于将广大人民群众聚集在党的周围,扩大党的社会政治影响力。
再次,从经济意义上说,私营企业主通过政治参与,能顺畅地将自己的要求反映给政府部门,通过政府政策的调整来解决私营企业面临的许多困难,有利于私营企业自身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企业形象。
最后, 从社会意义上说,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能促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促使他们提高自身素质,注重社会形象,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从而有利于我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很明显, 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有利于我国政治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也可能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私营企业作为一个盈利组织,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获得利润,私营企业的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在利润最大化这个经济动力的驱使下,任何一个私营企业都存在以不合法的手段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可能性。
表现之一,私营企业主仍对政治系统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政治参与中存在着权钱交易。
目前,虽然制度性参与已成为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但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相互勾结仍存在,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表现在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中,或谨小慎微,或极尽赞美之能事,担心发言不慎,得罪领导或有关部门,给自己带来"飞来横祸"。也因此把本该可以从制度化渠道反映、解决的问题,转变为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把本该台面上解决的问题,转移到台面下、私下解决。之所以如此,
从经济根源上看,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一个不断的认识过程中,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差,给一些党政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他们足以凭主观意愿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就迫使私营企业主往往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为自己寻求庇护和支持。从政治根源上看,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给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官本位意识,党政官员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一些私营企业主往往就通过与党政领导的个别接触、交往,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影响。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是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国度,在现实生活中,"公事只能私办,而私事可以公办",这种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成了促使部分私营企业主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从私营企业主自身上看,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层次不高,主要是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促进我国政治发展而参与,他们参政议政注重的是能够参与这一事实,而并非参政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而参与,并没有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从现实的政治参与力面来看,客观地说,我国现在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形式和实质的统一上还是存在差距的,这就使得一些私营企业主把通过制度性的、台面上的参与解决不了的问题,转变为私下、个别接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现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必然会加剧腐败的蔓延,甚至在特定的范围和问题上有可能出现金钱政治。
表现之二,政治参与中不同阶层资源的不平等会引发社会矛盾。
由于各社会阶层在经济实力、内在素质、参政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导致他们在政治参与中不可能占有同样的政治资源和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而同时利益还具有排他性,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内,社会利益总量是一定的,当某一阶层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时,它就会过度参与政治,这就影响到其他阶层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因此,社会公正成为衡量政治参与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准。目前私营企业主参政存在不均衡现象.,一是私营企业主内部经济差距悬殊,经济实力较强的私营企业主比经济实力较弱的私营企业主拥有更多的政治参与的条件,他们可以运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掌握运用更多的政治资源为自身服务。能够参与政治的私营企业家大多来自经济实力较强的私营企业主,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数量众多的中小私营企业的利益。二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其他阶层参政存在不均衡。就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比普通工人、农民拥有更多的政治参与的条件。事实上,私营企业主在人大政协所占比例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工人、农民所占比例的增长速度。私营企业主参政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参政的更有可能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普通民众的问题带到人大、政协去讨论,私营企业主在人大会议上的议案,目前主要还是从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自身利益出发,这些议案并不必然反映社会普遍利益。这两种参与的不均衡现象如果不加以协调任其发展,必然会导致各阶层的矛盾利益冲突,从而加剧他们的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表现之三,过度参政会导致私营企业主对基层政权的渗透和控制。
理论和实践证明:权力、资本和知识各有严格的获取规则、运行秩序,必然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则实现其功能,三者的活动边界必须严格限定,政治发展和私人资本之间应当存在合理限度,忽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严重后果。例如俄罗斯在实现多党制和休克疗法后,那些控制俄罗斯经济命脉的寡头阶层,通过收买政治代言人和直接谋取政治职务来干预议会和总统选举,这就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的合流,也可以称为"权贵资本主义"现象,这种资本的过度参政必然会导致其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政权的渗透。这需要引起人们重视。在我国一些地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突破",出现了"老板公务员"、"红顶商人"现象。有些县级或村镇选举过程中,有较大影响力和声威的私营企业主往往用金钱和威望来控制选举过程,或自己亲自当选,或推举自己的代理人当选,用金钱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还有些私营企业主与地方领导人建立紧密联系,使政府政策为自己服务,甚至有些县还有不成文的规定:私营企业主连续几年纳税超过多少万元以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职务,有些私营企业主甚至因此而直接担任地方人大、政府的领导。可以说,这些都是过度参政的表现,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私人资本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与渗透。私营企业主参政必须坚持一定限度,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实现参政,不能无原则的放任自流。
可见,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迅速崛起并日益壮大的社会阶层,无论从现实来看还是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私营企业主参政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有益的,但如何避免"富人意志"逐步转化为国家意志,造成新兴私营企业主阶层对政府意志的控制,形成"政治托拉斯",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我们应该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参与体制制度化建设,拓展参与渠道,充分发挥其效应,提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素质与能力等方式引导私营企业主有序化地参与政治,以保证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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