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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心绘就大师作 ——专访倪阳

信息来源:本网 时间:2015-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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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倪阳,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副总建筑师,教授、研究员、博导,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广东省委科技工委副主任、民进华工总支副主委,省政协委员。

  倪阳,建筑设计界的青年才俊。不久前全面开放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以及将于年内开放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期扩建工程正是他的“杰作”。在华南理工大学,我们终于采访到这位全国大江南北都有大项目的“明星”设计师。倪阳体型修长,衣着得体,有媒体形容他“既有一分艺术家的不羁,又兼一分学者的从容”。我们经过短短的接触,感觉他是个坦诚直白的人,对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特别投入,高冷的外表下是一颗赤子心。

  我所经历还是比较顺利的

  他自小喜爱画画和踢球,自己的人生轨迹就像笔下和脚下那一条流动的大曲线:祖籍秀气的浙江湖州,生于大气的北京,后来随父母去了豪气的山东胜利油田,上大学就到了充满灵气的广州,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从本科读到硕士。从此,他以这里为立足点,向四方闪现着灵感才思,先后拿下世博会中国馆、广交会琶洲会展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等许多重大项目,获得业界与社会的认同。2011年,他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勘察设计行业国家级荣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成为最年轻的工程设计大师。

  记者:你从本科起就一直在这个学校吗?

  倪阳:是的。我是1981年考入华工,1988年研究生毕业,成绩曾经是全班第一名,还获了个大学生设计竞赛一等奖。

  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都有过纠结,要不要回北京?不过最后还是留在了这里。这个设计院是1979年才建立的,我是设计院第一届的研究生。我研究生的导师是佘畯南、莫伯治。他们都是很有名的建筑大师,代表作有白天鹅宾馆、南越王墓博物馆。

  记者:太幸运了,有这样的大师来当导师。

  倪阳:是啊。我毕业时,华工建筑学院院长希望我留下。当时,省内建筑设计院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而我们的设计院刚刚起步。院长对我描绘了设计院未来会怎样发展的前景,我于是动心了,说:“留下来吧,一起创造嘛。”

  我所经历的东西总是有一点磕碰,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和简单的,就是我的条件达到了要求,有地方要我了,我就去了,没有想得太多。

  记者:那你是原先有什么特长与设计有关?

  倪阳:我从小喜欢画画,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这反而是我的一个长处了。因为很多经过专业训练的,会按一个程式去画,结果都是那个味道。而我是有个跳跃式的思维,会很随意地去表达。别人评价是我画得挺有灵性的。学设计之后,画画变成我专业的一部分了。所以我平时跟人谈设计方案,都是一边画一边说。你画得多对形体的感悟会很深,能够很快地通过美的观念来判断设计方案。当然,这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局限的一面。

  记者:你们这个行业的学生出国的多吧?

  倪阳:我原先三个成绩最好的同学,都出国了。我自己也曾经有一个出国梦嘛。直到2011年,我终于去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圆了一个梦,也好好地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了解人家在干什么。我选修了城市设计、历史、景观和建筑设计的课,主要是拓宽一下自己的思路吧。我觉得,搞建筑设计不能光从本专业来考虑,需要从设计、景观,还有从一些多元化的理念上,可能才能做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来。

  记者:那你现在还兼任一些教课吧?

  倪阳:我现在的工作是设计为主,不过带了四到五个研究生,有时候还有博士生,还会带一些其他学生的毕业设计课程,或者做一些培训讲座什么的。所培养的研究生是工程硕士,要参与我们的设计工作,在工作中告诉他们怎么去搞,如果发现一些有兴趣的点,就扩充一下写成论文。

  一个好的设计师是特热爱生活的人

  1998年——在毕业的十年后,他开始步入了大展身手的黄金时代,迄今主持近50项自主设计工程项目,6项与外方合作的项目,项目获奖无数。例如:被誉为探索新岭南文化的代表作——华工大“逸夫人文馆”获得了国家建设部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质奖;广交会琶洲会展中心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银奖;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获得了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建筑工程一等奖、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金奖等奖项。同时,上述三项工程在2009 年也获得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

  他在设计中除了对主体建设的关注外,还力求使建筑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多元性,表现社会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同时,他积极探索建筑设计的学术研究,在《建筑学报》、《世界建筑》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记者:我们一般人判断建设设计好不好,总是从外形好不好看来讲。你们专业人士是怎么看呢?

  倪阳:我在美国的时候,请教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Pittlaw,对我将来发展有什么建议。他就说:“你做的东西太注重美,可能是你从小的训练造成的,你应该更注重一些情趣上的东西,更local(本地)地来营造一些东西。”我觉得,他的说法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可能更加地落地,不要太“高大上”,太阳春白雪的,而是更加朴实地表现什么。

  记者:专家与大众在一些方面角度不同,意见也就不同。

  倪阳:比如,某人长得很漂亮,但是不等于就很有内涵,很有趣。我们跟一些人在一起,会觉得有的人很有意思,但有的人就不是。其实,评价一个建筑也是这样的。我们做设计的话,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它的趣味性,而不是单纯说好看还是不好看。

  好的建筑,你进入它的空间,在里头参观走动的时候,可能会感觉环境跟你产生一些联动的作用,会吸引你不断的走下去。如果一个空间一进来就是一个走廊这样单调,你会觉得很闷,boring。

  记者:那如何培养这种敏锐和灵感呢?你经常忙于奔走于项目地点。

  倪阳:我从小就喜欢踢足球,但现在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的,没有什么时间顾及兴趣爱好了。但我还是对设计的东西都感兴趣,在商店看到一个设计得好的杯子,也会仔细地观察一番。还有,就是观察生活上一些有意思的地方,看以后能不能运用到设计当中去。

  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师是特热爱生活的人,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偷窥这件事,也许有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但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在,要是能够在公共场合设计的一个空间,你看得到别人,别人不太注意你,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好的设计,它会不知不觉地给你不同的体验。

  经典建筑是一种文化乃至历史的载体

  他强调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任何一个经典建筑的价值,都是远远超出其使用意义的,是一种文化乃至历史的载体。”

  在倪阳的经典代表作中,气势恢宏又令人振奋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最为著名。他和团队从中国文化元素中挖掘、提炼,形成了以“鼎盛中华”为理念的设计方案。

  这座中国红的斗拱形状“东方之冠”耸立起来,在世博园里各馆中显得独树一帜。这为他迎来了作为设计师的最高荣耀,同时也赢得社会的高度认同。上海曾经做过一个网络调查,网民对中国馆的接受度高达92%。

  记者:那你为了落实设计项目,要经常四处出差吧?

  倪阳:我 2014年都飞了60多70次吧,搞这行人都是这样的。设计者在完成设计的图纸后,只能算完成了项目的一半,还有一半是在现场完成的,要不断的跟施工方进行磨合,让他们理解和支持设计思想。就像那时候做世博会中国馆项目的时候,我作为副总设计师,每星期起码三天泡在那儿。

  记者:世博会中国馆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抢眼了。当时你们把设计方案递上去的时候,觉得胜算的几率大吗?

  倪阳:我觉得参加什么设计竞赛,并不是说你的方案好就入选,或者你的方案不好会落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大家比较接受的东西就成了。所以我们交上去后,就不再想会不会胜出。

  记者:参选的方案多吗?你们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倪阳:全国总共三四百个方案,结果是我带领这个团队的方案中了。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可挖掘的元素,我们希望中国馆能够诠释建筑与文化的联系,成为凝聚中国元素、象征中国精神的载体。其实,后来呈现的中国馆并未完全体现我当初的想法,原方案中中国馆外面是有一层罩子的,是有一层水幕和钢丝的,一个半透明的东西放在水面上,中国馆是隐隐约约地在这么个“方盒子”里头。我希望人们是不知不觉中进入到馆里去,不要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当然,原设计是没有步级的。但当时中了标之后,一些领导人希望我们把这个“面纱”给摘掉,说“我们中国已经憋屈了这么长时间,露出来不好吗?” 而且,设计后来又被加了9米高的大步级。

  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是这样的,越大的房子就越往高处放,通过步级往上,来产生一种仪式感。从现在的思想看,我们觉得建筑跟人产生一种更直接、更平稳的过渡这种方式会更好。

  记者:你设计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也非常有特色,人们对外形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说法。

  倪阳:中国人的思维惯性,是喜欢形象化思维。我们每次做一个设计出来,人们都会提这个问题:这个象征什么啊?这个纪念馆看上去像个船,我们就说叫“和平之舟”;或者说叫“断剑”,因为中间有一段是沉下去的造型,指着东面日本那个方向。

  其实,我们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讲,更多地是理性地去分析从城市的、建筑的到使用功能各方面条件,然后进行一些逻辑的生成。纪念馆做成这么一个外形,最首要的因素是地形就是尖形的。

  还有,在这么一个形状的地皮,要求做出一个万人广场,这也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个地方真正能建广场的中间地段,是站不了一万人的。所以我把纪念馆做成倾斜的,一边的屋顶和地面连在一起,在集会时人群可以到屋顶上去了,这样才可以容纳上万人。这样,展馆顶就成了倾斜的三角形,看起来就像是船头的那个感觉。

  我们是先顺着功能和条件所设计出来的,它后来的形态也是自然呈现出来。而不是我先想做一个和平之舟,或者是断剑,然后往里面填功能。

  记者:纪念馆的内部设计也有讲究吧?

  倪阳:是的。这个展馆比较长,将近100米。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百分之三的坡度,一般人对这个坡度是不太感觉得到的。而且,我把展览路线设计成之字形的,那么参观者走起来会重心有些偏,一会是往这边,一会是往那边,这样会造成心理上的不舒适。很多人从展馆出来后会觉得不舒服,这一部分原因是被展览所讲述历史的东西震撼住了,而设计上在生理和心理上加剧了这种难受的反应,这是让人们综合体验的一种设计。我们就是想在这个地方给人造成一种不舒适感,把人带入到那种悲愤交加、非常无助的一个时代。

  记者:建设设计竟然可以加强展览效果。

  倪阳:是的。后来,我们又设计了第三期工程,主要是胜利广场及公共场所。

  记者:那第三期是什么样的呢?

  倪阳:前两期很令人沉重,很多人说看了万人坑和冥思厅之后,到了和平公园心情还没平复。于是,纪念馆要建一个两万平方米左右的抗战胜利纪念广场。

  我们设计的这个广场,要兼顾到一些仪式性的需求,以及平时市民活动的需求,搞纪念活动之余的360多天的使用也很重要,而且广场底下还建一个大型的交通枢纽站。尤其是胜利本身是令人开心、振奋的,表达手法也是强化这方面情绪。所以在设计上,不是像一期那样用硬的、冰冷的线条,我们把广场中央设计成螺旋形状,比较柔和、轻松和开放,显得生活化一点。它与前面的纪念馆用一个绿化道过渡,不会有一个非常突然的碰撞。

  记者:胜利广场这边有实际的展示内容吗?

  倪阳:有的。我们做了一个胜利之墙和纪念馆,有很多日本受降的记录和照片等。当时,日本在这一片战区(包括远东、苏联那边、韩国、东南亚一带)有17个受降点,但是在中国南京的受降点是最重要的。

  记者:你还有做什么别的重要设计吗?

  倪阳: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也是跟抗战相关,与731细菌战有关的——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那里是日本拿活人去做细菌试验的一个基地,在那地方杀害了有3000人左右,都有真实姓名的记录。这些被当试验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反日的,不光是中国人,也有苏联人和韩国人。

  我看了介绍,试验过程十分残忍的。我由衷地感到: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太弱的话老百姓遭罪,真是生不如死。我们对这些有了认识,做设计时会加深了解,并且把它表现出来。你从设计图上可以看到,整个馆是黑灰色调,粗硬线条,如同所说的是“昭示历史的黑盒。”

  记者:你目前有多少个项目正在施工的?

  倪阳:应该有十几个吧,没确切地统计过,因为项目介入的深度也不一样。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太够,总是匆忙又充实。我在2014年参加了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还代表中国建筑师发言。

  记者:你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倪阳:我当时介绍了中国这方面发展的近况,还有展望中国设计师在本土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希望更多地走向国际。我认为,这种时机目前比较成熟了。中国的设计不单让外国人进来,我们自己也应该往外走,这才是一种互动和交流。

  珠江新城有令人骄傲和遗憾的地方

  倪阳曾经说:“我也很注重建筑的空间节奏,将人的活动和空间布局结合起来,形成情绪上的收放。”他对于城市规划的设想,也非常注重人的活动和空间布局的关系。

  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想也在变化。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街道和建筑才是最好的,是不是一味“高大上”就是最体现现代感的呢?倪阳对此有较深的体会。他认为,城市是有感情的,有自身规律的。而提升一个城市的整体素质,也需要各方的努力,而不仅仅是靠设计师就可以做到的。他在许多场合阐述这些观点,尽管有的难以被决策者接受。

  记者:你怎么看我国现在一些由外国设计师做的一些超大项目?好像许多中国人不是太接受。比如首都大剧院那个半球形状,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满煞风景的吧?

  倪阳:的确,那个巨大的蛋形建设,放在古城这么中心的位置上,与周围红墙绿瓦的环境有冲突。而且,它的尺度太大了,与周围的房子不相称。

  现在国外进来的设计很多,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我们在跟国外同行的学习和配合中,成长得非常快。中国的一些官员过分的迷信外国人,限制了本土的设计师。我们经常在投标中看到对外国人和中国人不同待遇,他们设计费就是中国人的几倍,而且在大型工程可以拖时间。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记者:珠江新城是一个新城区的典范,你自己也参与了其中许多项目。

  倪阳:我的主营业务主要是在超高层和会展,主持了保利琶洲国际展览中心、希尔顿酒店、天伦总部办公楼、万菱汇广场等项目的设计。珠江新城的西塔设计,我是中方负责人,还有那个平行四边形利通大厦、财富中心。

  记者:建设往往会留下许多遗憾。珠江新城是一个新建设的区域,你对其整体的规划和建筑布局如何评价?

  倪阳:珠江新城有令人骄傲和遗憾的地方。关于后者,我有两点看法。第一点,珠江新城中轴线最早的规划有双子塔,结果最后双子塔没有形成,我觉得有点郁闷的。因为,在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建一对双子塔在中轴线上。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和美国世贸被炸的那个,它们都不在中轴线上。广州如果真的建成了双子塔的话,那这个景观将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跟人家比有钱,比高,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呢。比人家有特色,这才最巧妙的一种胜利,或者是事半功倍的做好一件事。我哈佛大学那位老师说得好:“不做Number One,要做Only One。”

  然而,个别企业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城市的整体利益之上。那个位置最后做成的两栋建筑是一高一低,一个三角形一个方的。这一点是令我心痛的。

  记者:那整个区域规划呢?

  倪阳:怎么去理解一个城市的规划,是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中国近年各地都在快速地建设,很多时候规划来不及进行思考,就会留下很多的后遗症。而有些结构性的后遗症,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这个问题在珠江新城的体现,就是太注重形式了。

  在一个真正规划得好的城市里头,街道的尺度是有讲究的,令环境跟人的关系才会融洽。街道不要太宽,二三十米就可以了,两边要形成一些商业气氛,还有些小广场和商铺之类的,让人在里头走起来会很舒服的,让行人可以进入的,跟人产生某种关系的。而在珠江新城里,除了少数街区之外,很多街区不适合步行,英文里说的 walkable,很多地方都是那种大街区、大广场,有的地方还建了一堵墙,或者做了一个绿化带,行人就只能看,却进入不了,结果只想快点地走过去。而走过去有200米远,这样的区域对行人产生了一种疏离冰冷的感觉,就割裂了人和城市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这是珠江新城一个比较失败的地方。有关方面对一个城市的思考不够成熟,更注重的是关注利用中轴线做很多花哨的东西。

  创新创造,是要不断的积累

  年富力强的他,如今正处于业务工作的高峰期,但仍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承担了民进的会务工作和社会职务。在参政议政、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他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出点子、想对策,尽其所能地参加各类调研活动,深入考察,出谋划策,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为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

  他还积极参与民进中央、民进广东省委、民进华工总支组织的各项社会服务活动。例如,积极参加民进华工总支对湛江市遂溪县黄略镇冷水村贫困学生开展的“捐资助学”活动,为当地的贫困学生教育和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你是省政协委员、民进会员。你自己业务工作这么忙,还有时间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吗?

  倪阳:我只能在调研的基础上,提一些建议。我提了一个加强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提案,题目是《像建设银行储蓄所一样建立社区图书馆》。大家都知道银行在哪儿,哪个点有银行,但是你不知道哪个点有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在美国是非常普及的,每个街区就有一个社区图书馆。

  记者:这个模式中国其实也有啦。

  倪阳: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我现在经常想把我的一些议题跟教学、研究生的论文结合起来。我有个学生准备去美国,我想让他调研美国的做法,写写这方面的东西,也可以当作博士论文。社区图书馆其实不需要很大,也是一个社区的文化中心,是网络化的管理。你要找这本书,它不一定是在这个图书馆,总部会给你调过来,很方便。

  创新创造,不是说一个人坐到那里,就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它是要不断的积累,一代代人在脑子里不断的培养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蹦出一个东西来。中国人平均一年才四五本书。看看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较多的那些国家,美国是一百万人一个获奖者,以色列是平均几十万人就能拿到一个诺贝尔奖。中国呢,政府和民众都不愿投这个钱在文化建设,因为花的钱暂时不能见效。所以我要关注这个推动文化建设的方面。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提案?

  倪阳:还有一个最近想提的,是关于屋顶花园的题目。屋顶花园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但是还是没有成规模。我们的城市就这么多地了,混凝土和广场是没法种树的,那可以种到屋顶上去嘛。所有建筑都有一个顶,一个城市可能有一小半的面积是屋顶。假如屋顶都给种上植物,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肯定会降温降噪音啊。而且,现在的绿化设施非常好,可以一盒一盒地放上去就好,可以种瓜果花卉。在南方这种高温多雨的地方,如果是推广这个做法,第一就是能降温,对于屋子的节能是非常好的;其次是可以利用植物吸收雨水,就不会有那么多雨水都冲到马路和下水道去了。而且,人们也多了活动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资料,国外非常兴这个东西,外国人搞的屋顶小花园改善环境、改善生活,甚至产生一个经济效益。我们先做一些探讨和推动,这样可能会改善家庭、环境和整个城市。

  我还希望建议,政府部门撤出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古建筑或者园林建筑。这些资源都应该变成公园,给老百姓来享受。而且,政府这么做能比打形象广告效果好很多……

  (林亚茗系《南方日报》高级记者,叶敏韬系《南方日报》实习记者)